京華時報：無辜公民為何屢屢被錯抓

　　化解林貝欣案並不難，在刑事偵查中增加查實身份證的程序等，在證據環節上導入一定的身份審查義務，為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強制措施設定更為慎重的程序規範，就完全可能避免此類錯抓。

　　在廣州打工的林貝欣從未出過省，卻被浙江義烏警方作為匪首通緝，失去人身自由12天。警方承認抓錯人並正式道歉，刪除了通緝信息。林貝欣的遭遇不是第一起，之前有黑龍江男子在家被通緝，海南學子遭廣東警方錯拘5天，安徽小夥丟身份證成“逃犯”。

　　因為身份證被盜或丟失而成為“逃犯”，或是因為同名同身份證號而被當成“通緝犯”，無辜者陰差陽錯地陷入國家追訴的恐懼之中，這實在是法治社會的反諷。

　　正常的法治能夠容忍刑事追訴的一時疏漏，但不應寬恕某種屢屢出現的執法錯誤。遺憾的是，此前諸多被媒體曝光的類似個案，未能引起刑事執法上的應有反應，彌補制度缺陷，這次的林貝欣案不知能否警醒世人亡羊補牢？

　　在法律上，身份證只是證明個人身份的有效證件，是公民參與經濟社會活動的一種憑證，其在刑事執法上並不具備多麼神奇的證據功效。法律也只能要求公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為表面化的身份證負責，更無需替那些盜用身份證的人揹黑鍋。對此，公安部曾明確表示，公民丟失身份證後，無需辦理挂失和登報聲明。一旦被他人冒用，冒用者及審查部門應擔責，而丟失證件者則無責。

　　因此，刑事執法就不能單憑身份證來草率地確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尤其是需要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時，更應盡到核查義務，以防止錯抓錯捕。然而現實中，由於現行法律對刑事偵查行為的規範並不十分完善，相關身份審查義務缺失，使得公安機關在辦案時往往是“認身份證不認人”，發生錯誤的追訴在所難免。

　　刑事追訴若發生錯誤，不僅使真兇逍遙法外，更讓無辜者身陷恐懼。而要讓無辜者免予被錯抓，根本上需要附加刑事執法機關更多的程序性義務。以通緝為例，其作為通令緝拿應當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歸案的一種偵查行為，對被通緝者會産生深刻的利益影響，但立法只規定了通緝令的發佈部門、對象以及形式等，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核實未做任何要求；同樣，《刑事訴訟法》也未對刑事拘留作出實質性身份審查規定。更要命的是，對於此類刑事偵查行為，立法也沒有賦予偵查對象必要的救濟機制。

　　其實，化解林貝欣案並不難，在刑事偵查中增加查實身份證的程序等，在證據環節上導入一定的身份審查義務，為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強制措施設定更為慎重的程序規範，將偵查行為確立在具有“關聯性、必要性、可能性”的一定量證據基礎上，就完全可能避免此類錯抓。如果不能從執法程序尤其是偵查行為的規範上進行完善，那麼一張身份證將很可能成為公民的一種累贅，讓更多的無辜者遭遇惶恐。(特約評論員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