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打通“體教結合”之路

　　清華大學的“眼鏡飛人”胡凱曾是中國“體教結合”的標誌性人物，作為完全由教育系統自主培養的高水平運動員，他以同樣出色的運動成績和學業水平，證明“體”與“教”可以融合。

　　然而，現行競賽體制延緩了胡凱前進的步伐：他只能選擇在重慶隊註冊運動員，否則就無法進入競技系列比賽。體制困局也在胡凱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他仍跑在路上，卻不知該跑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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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式

　　“體教結合”之路

　　上世紀50年代起，在政策導向下，體育界建立了一個從業餘體校——省市專業隊——國家隊的運動員培養模式，獨立運作、教體分離、自成體系。這套高度整合資源的訓練管理模式培養了一大批世界冠軍，促進了中國體育的超常規發展。

　　上世紀80年代之後，這套體系逐漸暴露出成材率低、人才畸形發展、退役後轉型難等諸多問題。而運動員飽受傷病困擾、競技體育封閉運轉等問題的日漸突出，更使中國體育一以貫之的運動員培養模式開始遭受越來越多的質疑。

　　1987年，原國家教委和原國家體委在高校試辦高水平運動隊，這是“體教結合”進入實質性階段的開始，按照兩部委的意圖“體教結合”就是要建立一個除體育系統培養運動員渠道之外，以教育系統為主體，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一條龍”體育人才培養體系。

　　在實踐中，體教結合主要形成了幾種模式：第一種是高校直接引進退役運動員；第二種是體工隊與高校聯合辦隊；第三種是高校直接招收現役運動員；第四種是高校跟中學、小學直接挂鉤，形成教育系統內部的獨立培養體系。

　　2003年，國家將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外聯和組團任務由國家體育總局移交給教育部。

　　或許，“三高”模式的突然被關注會給人造成這樣的錯覺：對於瀕臨崩盤的中國足球而言，它就是救命稻草，甚至預示著整個中國體育人才培養體系的轉型。但事實上，“三高”模式遠未達到如此高度，它的成功，更多體現的是個別堅守者對“體教結合”的苦苦堅持與全社會對“體教結合”的深情呼喚。

　　在中國體育貌似強大的身軀背後，後備人才萎縮的現狀令人心驚。許多人將此歸咎於“舉國體制”的積弊，給出的種種治病藥方中，最重的一味藥便是“體教結合”。

　　按照設想，“體教結合”意在建立一套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一條龍”體育人才培養體系，從而改變傳統培養模式所衍生的淘汰率過大、文化教育缺失、再就業困難等弊端。但遺憾的是，從上世紀80年代探索至今，這條路始終未能完全打通，體育回歸教育的人才鏈條總是在最關鍵時刻斷裂。

　　“體教結合”的路上，究竟有哪些溝壑在阻礙我們前行？或許，這才是中國體育與中國教育首先要解開的謎題。

　　培養經費

　　誰來“買單”

　　無論是“三高”俱樂部，還是北理工足球隊，談起困難首先提到的就是經費，這個最現實的問題壓得他們無力想得更遠。

　　贊助商的頻繁更迭導致資金來源的不穩定，這讓“三高”足球訓練基地主任李連江經常捉襟見肘。而北理工足球隊總教練金志揚面臨的困難更大，相較于中甲球隊一年動輒幾千萬元的投入，球隊450萬元的經費顯得九牛一毛。

　　而他們身後的兩所學校，也有道不盡的苦衷。人大附中校長劉彭芝曾對媒體坦言：“學校每年把一大筆經費用在‘三高’上，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包袱，如果按現有方式生存下去，將來很難説不被裁撤。”練的是市場認可的足球項目，背靠的是條件不錯的名校，情況尚且如此，那些經濟實力不濟的學校、相對冷門的運動項目，又該怎麼辦呢？

　　相比于體育系統各級專業隊由政府撥款“包辦”，目前學校辦運動隊是“自力更生、自給自足”。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常務副主席楊立國説：“如果只靠教育部下撥的有限經費，而沒有專款保證，‘體教結合’很難支撐下來，許多學校是想拿錢也拿不起。”

　　一旦像北理工足球隊那樣闖入職業聯賽，經費投入的矛盾就更加明顯。金志揚説：“高校教育經費裏沒有投入競技體育的這部分”，而教育部曾有負責人強調高校辦競技體育，不能走職業俱樂部的模式。至於體育系統的資金，楊立國説：“由於系統不一致，體育系統的錢可以投進社區，卻進不了學校。”

　　上海市曾由教委和體育局分別出資，作為“體教結合”的專項經費，下撥給學校。但對於國內絕大多數學校而言，誰來為經費“買單”，依然是“體教結合”難解的困局，即便有意願複製“三高”或“北理工”模式，卻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體育生源

　　如何吸引

　　相比于錢荒，“體教結合”面臨的另一“絆腳石”是人荒。一個必須承認的社會現實是，“吃體育飯”對於青少年的吸引力已今不如昔。

　　“現在的孩子為什麼都去學奧數，因為升學考試能加分，以後能進好大學。”李連江説，“最優質的生源都不送到體育口了。”

　　在高等教育逐步大眾化的當今，上個好大學儼然是大多數家長為孩子設定的最好出路。即便孩子有體育天賦，家長也要計算成材的幾率和風險的大小。而頻頻爆出的運動員失業、傷病、貧困等新聞，在無形中加劇了“練體育沒前途”的社會觀念傳播，極大影響了體育生源的選擇方向。

　　“如果對體育生升學的招生力度再大點，接收體育生的好學校再多點，家長們的積極性可能就容易調動了。”一位負責招生的中學老師説。

　　低端層次的“供血”不足，直接影響了向上流動的人才循環，生源缺口讓“體教結合”培養鏈條面臨斷裂之虞。“中小學打下體育基礎，大學進行項目分流，畢業後與職業隊對接，這才是一套比較科學的系統，可惜至今仍未建立。” 北京體育大學副校長鐘秉樞説。

　　目前相對比較成功的北京大學乒乓球隊、清華大學田徑隊等高校體育隊，很大程度上均得益於其附屬中小學人才梯隊的建設。相形之下，許多中小學在應試的壓力下，體育課程尚難保證，更何談培養和輸送高水平學生運動員呢？

　　無奈之下，很多高校選擇直接從專業運動隊“挖角”或“移植”，這種“拿來主義”其實曲解了“體教結合”的初衷。從本質上，這種方式仍是體育系統作為人才培養主體，只不過借助教育的外衣為運動員提供一種補償和退出機制。而高校的位置，也從體育人才的“加工廠”，變成了“收容站”。

　　體制“圍墻”

　　何時拆除

　　如果説經費和生源是“體教結合”看得見的路障，那麼體制才是埋在這條路上的最致命“雷區”。

　　按理説，“體教結合”應是體育系統與教育系統之間的合作，二者共享資源，形成合力。但我國目前仍是兩套系統並行，體育部門和教育部門守住 “圍城”，各有想法，各行其是。用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的話説，教育的事，體育口辦不好；體育的事，教育負擔不起，體教之間存在著無形的壁壘。

　　清華跳水隊曾被視為中國“體教結合”的探路者，人才培養原本在教育系統內部運行得非常順暢，但一涉及與體育系統的銜接，就碰到了無法解開的死結。撤銷“雙註冊制”（“雙註冊制”意味著所屬隊員既可以代表學校參加大學生賽事，也可以代表地方參加體育系統的比賽。）所引發的人才流失，與其説是運動員在現有競賽體制下的被迫選擇，倒不如説是體、教兩個部門之間的交鋒與博弈。

　　現行體制下，體育部門掌控著國內的運動競賽舉辦權、國際賽事的參與權、優秀選手的選拔權等資源，這使得學校培養的高水平運動人才很難進入國家競賽體系。“兩個系統的比賽既無交叉，也無對接”，楊立國表示，學生運動員報國無門，從某種角度是對高校踐行“體教結合”的一種壓制和不認可。

　　即使兩個部門有心合作，一旦涉及部門利益和權利重疊，很多“看上去很美”的目標往往難以實現。鐘秉樞認為，這主要在於缺乏頂層的制度設計和保障，“為什麼不能把地方體育訓練基地納入學校，由它來代表地方參賽呢？歸根結底還是體制的問題，就看有沒有決心改革。”

　　有業內人士不無憂慮地表示，體、教兩個部門間的內耗非常大，誰也不肯放權，人為設置的許多壁壘，極大阻礙了“體教結合”的發展。

　　“説到底，這個事得體、教兩個部門真正坐下來談，政府出面從中協調，否則，一個字——難。”李連江説。

　　體教藍圖

　　能否實現

　　青少年是中國體育的根，這句話幾乎挂在每一個“體教結合”踐行者的嘴邊。中國的青少年在哪，90%以上都在學校，那裏有現成的體育場地和設施，有學與訓結合的天然優勢，在體育後備人才培養的軌道上，學校將註定擔綱越來越重的角色。正如楊立國所言：從實踐看，這條路還是可行的，無論從人的發展角度，還是體育的發展角度，“體教結合”都必將是未來的趨勢和主題。

　　然而大多數人也都承認，在相當長的一個過渡期裏，原有競技體育人才培養體系仍將延續，兩種渠道將同時並存。“短期內，幾乎沒人敢冒犧牲國家運動成績的風險去進行改革，這也是‘體教結合’的阻力之一。”鐘秉樞説。

　　面對這條路上的障礙，戰鬥在“第一線”的李連江和金志揚都寄希望於國家的扶持政策，“不是一時給我們投多少錢，而是要出政策，並落實到位，真正打通‘一條龍’的培養體系。”

　　教育部體衛藝司司長楊貴仁則表示，“體教結合”是兩家的責任，對於學校普及性的基礎體育教育，教育部門必須要保證；當學校辦體育到了更高層次，這就是體育部門的責任了。兩個部門如何形成合力，是其中關鍵。

　　不管怎麼説，中國的“體教結合”已然行進在路上，之前20多年間的成功或失敗，至少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藍圖。行亦難，難亦行，沿這個方向走下去，中國體育的明天才有希望。

　　“我們必須扭轉一個觀念，運動成績絕不是評價‘體教結合’是否成功的標準，只有如此，這條路才能走得更遠。”鐘秉樞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