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最終是暖色:不能表達“人生絕望”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週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唐山大地震》：最終是暖色

　　政府、公司、導演和編劇最重要的一個共識是，他們都希望電影成為一個溫暖的故事。原著小説關注的中心是地震給人帶來的“疼痛”，比較個人化；而改編後的主流電影當然不能去表達“人生是絕望的”

　　本刊記者/萬佳歡

　　在影片編劇蘇小衛看來，《唐山大地震》是一部“不那麼概念化的類型片”，也是一部“很藝術的主流影片”。前者説明了影片並未照搬美國大片的固有模式,而是採用新視角；後者則表明電影從原著小説的“疼痛”主題轉向了“親情”與“療傷”，其溫暖的主調顯然與主流價值觀更為契合。

　　命題作文下的劇本改編

　　2009年初，蘇小衛介入《唐山大地震》的劇本改編工作時，這個項目已經運作了很長時間。近一年前，這部由唐山市委書記趙勇最初策劃籌拍的影片就已經定下來由唐山市廣電局、華誼兄弟公司和中影集團共同合作，導演是馮小剛，劇本是華裔女作家張翎的中篇小説《余震》。

　　與前期籌備相比，劇本的改編過程一波三折。最初馮小剛曾先後找過《集結號》編劇劉恒、《手機》編劇劉震雲和《闖關東》的編劇高滿堂，但都由於對方覺得地震題材扎堆難有空間或以沒時間等原因而作罷。馮小剛又找來《激情燃燒的歲月》的女編劇陳坪，陳坪還到唐山住了一個多月，採訪了大量地震中的當事者，做出了一個劇本梗概。但華誼公司和馮小剛都不太滿意。

　　最後，製片方才找到了現在的編劇蘇小衛。現任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劇本中心副主任的蘇小衛是導演霍建起的妻子，寫過極為文藝的《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也寫過口碑不錯的主旋律影片《沂蒙六姐妹》，曾獲兩次金雞獎最佳編劇、兩次華表獎優秀編劇。

　　“我是在一個比較清楚的框架下進行創作的，”蘇小衛表示當時劇本已有初步的構架。“《唐山大地震》投入很大，是一個多方力量的集合，也是一個比較大的主流電影。可以説，它從一誕生就像姚明和葉莉的孩子——註定是一個大個子。”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同時擅長細膩情感戲和主旋律電影的蘇小衛，無疑是製片方所能想到的極佳人選。在行業裏呆了那麼多年，她能看出這樣一部影片並不是個人經歷表述式的作家電影，而是“選題、格局很大”的電影。她也很清楚劇本的主要訴求在哪、該怎麼去寫：應當把原著、導演及製片方的訴求融合在一起。“比如唐山地方政府之所以要做這樣一個項目，他們是有很多話要説的——當然想要通過影片表述一些關於唐山及災後重生的話題。”

　　在某種程度上，這部最早由唐山政府籌劃並佔最大投資比例的《唐山大地震》就是一篇“命題作文”——原著《余震》的名字被否決，投資方堅持將其定為《唐山大地震》，演員也都要使用唐山話。一個自由慣了的編劇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命題作文”有太多束縛，而對平日裏經常接觸主流影片、參與劇本論證的蘇小衛而言，有時命題作文更好寫——它正好能夠承載她平日的積累和思考，“就像《沂蒙六姐妹》，如果沒有人要求你，你也不會想到去寫。”

　　因而，她並沒有覺得表達唐山政府方面的訴求和寫一個好故事之間有什麼衝突。“從最初的討論，我跟製片方、導演就沒有特別大的矛盾，而是一開始就達成了一些共識。”

　　最重要的一個共識是，他們都希望電影成為一個溫暖的故事。原著小説關注的中心是地震給人帶來的“疼痛”，比較個人化；而改編後的主流電影當然不能去表達“人生是絕望的”。好比製片方認為，小説中養父對女兒有性侵犯行為的情節“有違人倫”，於是劇本中的養父轉為了一個正直而慈愛的軍人；影片的關鍵詞也從原著裏的“疼痛”轉成了“修復疼痛”及其途徑“親情”。

　　“其實我也是在寫一種美好的理想。隨著人和社會的成長，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克服的，哪怕如此極端的傷害，”蘇小衛説。

　　此外，大家都覺得不能回避汶川地震——準備劇本時還沒有發生玉樹地震。她特意設計安排了劇中失散多年的姐弟倆在汶川相遇，並且讓汶川地震成為女兒解開心結的契機。原著小説的作者張翎對這一安排印象非常深刻，“這個契機的設計合理而感人，充實了小説的留白。”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而這一刻意的設計如今也成為影片最大的爭議點，一些媒體在承認主流觀眾更願意接受理想式大團圓的同時，也評價如此安排顯得“非常牽強和刻意”。

　　蘇小衛的第一稿寫出來以後，她改編的大方向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同。接下來，她用了半年時間把劇本趕出來，雖然一直修改到第八稿才最終完成，但後面都是細節方面的調整(比如選景從上海改成了杭州，劇本裏只好添了一個西湖等等)。其間只有過一次大改的嘗試——她當時也沒有太想好，就覺得可以試一下回到小説一段一段式的結構，試完之後跟馮小剛商量，兩人都不是太滿意，就放棄了。

　　蘇小衛覺得自己跟馮小剛的合作“還算比較順利”。她認為，“其實編劇服務的對象就是導演，而不是所有的觀眾，導演去對所有的觀眾負責。至於他用什麼方式去翻譯你劇本裏的話，是你不能決定、也不用太操心的。最後影片的風格應該是導演的風格。”

　　“相信寫情感是觀眾所喜歡的”

　　在《唐山大地震》之前，院線放映的多數災難片都具有一個非常好萊塢式的模式。從國外的《後天》到大陸之前投拍的《驚天動地》《超強颱風》，都是全景式的災難描寫：都有一個英雄，他有一個家庭，並且會在災難中挺身而出、拯救世界。“你要是單給我一個《唐山大地震》這樣一個命題作文，説不定我也是這麼寫，這個模式很難擺脫。”蘇小衛説。

　　“特別幸運的是，馮小剛導演遇到了小説《余震》”，蘇小衛也認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故事，因為其中有重大事件，也有細膩的情感，有能跟普通人溝通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小説為劇本的改編提供了一個非常文學化的視角：一個母親被地震逼到絕境——兩個小孩只能救一個。“過去我們比較側重從正面描述災難。這個角度已經被很多次使用過，”原著作者張翎對《中國新聞週刊》説，“而我只想用‘側視’的角度看到被天災拋到邊上去的一個小家庭。”

　　“這一點是直逼人心的，給了電影一個很好的起點。此外，我們現在很多電影是事情解決了，故事也就結束了，這太簡單了；而《唐山大地震》中，這個事件只是故事的開始。”蘇小衛説。

　　她認為，任何一個讀者或者是觀眾，都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很尋常的、被大家用過很多遍的故事，“它不太像主流電影，而是一個不那麼概念化的類型片。這並不是編劇想出來的，而是小説提供給這個電影的。”

　　雖然改編後的劇本保留了小説原來的很多東西，她也強調，原著、編劇和導演是一個接力的過程，劇本肯定不等於原著。

　　小説中女兒是重點，很多內容只跟女兒發生關係，到了電影裏，很多她的生活細節被拿掉，因為其中母親、姐姐、弟弟的生活故事需要平行推進，母親的性格則豐滿了許多。而電影的創作也更往“商業大片”的定位上靠。母女盡釋前嫌的結局看起來不夠“藝術”，卻是更多觀眾願意看到的。

　　“我相信寫情感就是觀眾所喜歡的，”蘇小衛説，“我們在創作時也在著意展現和探討親情。對不同文化層面、不同生活狀態的觀眾來説，有很多話題在溝通上有困難，比如談哲學。但在感情層面，對家庭、親情的認識是人類最共同的語言。”

　　除了情感糾葛，《唐山大地震》還表現了時代和人物命運的變遷。人們能從影片中看到30多年間的社會改變；而主人公們後來的命運也沒有安排什麼戲劇性的意外和虛構的突變。

　　在觀眾更願意選擇一些娛樂性強的輕鬆影片的今天，馮小剛為《唐山大地震》定下的票房目標是5億人民幣。而蘇小衛則“沒有馮導那麼自信”，她希望“觀眾看了以後不會失望”。

　　“故事的開頭是一個情感死結，我們在後面慢慢地解開它。如果這個“解結”的過程不牽強、不做作，觀眾覺得是可以接受的，我認為就很好了。”蘇小衛對《中國新聞週刊》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