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鋼：近三十年來黨史資料的整理、編纂和利用

　　新華網消息　為了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89週年，紀念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及全國黨史部門成立30週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光明日報社于6月29日在京聯合召開了“改革開放以來黨史研究進展及黨史學科發展”座談會，2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以下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韓鋼教授的發言摘登：

　　近三十年來黨史資料的整理、編纂和利用

　　韓鋼

　　中國共産黨整理和編纂自身的歷史資料始於20世紀40年代。延安整風中，為了“分清歷史是非”，中共中央編輯了《兩條路線》、《六大以前》、《六大以來》等文獻集。不過這些只供黨內高層閱讀，並不發行，還談不上用於研究。但這無疑是有意識地整理和編纂黨史資料的發端。

　　1949年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來》，中共中央宣傳部陸續編輯了活頁式《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這套資料集以前兩書的文獻為藍本，成為黨史教學和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説到基本材料，不能不提及經毛澤東本人校改審定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它的出版，既是為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提供教材，也為黨史研究提供了基本材料。部分黨校、高校還編印了一些供內部使用的黨史、革命史資料集；人民出版社影印了19種革命期刊，最具研究價值；解放軍出版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分別出版了《星火燎原》和《紅旗飄飄》兩個回憶錄系列。所有這些，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前黨史資料整理和編纂的基本格局。這個格局的特徵，是以《毛澤東選集》為主體、輔之以部分黨的文件和口述回憶。它固然為研究黨史提供了一些文獻，但局限性亦十分明顯，範圍狹窄，數量稀少，而且限于1949年以前。一個更突出的局限在於，由於突出領袖個人的地位和作用，“兩條路線鬥爭”的敘史模式已露端倪，《毛澤東選集》主要不是作為研究史料，而是當做了評判歷史的標桿。對於黨史研究而言，利用這些文獻的罅漏自不待言。整理和編纂的史料，難以呈現黨史的原貌和全景，甚至遮蔽了許多歷史真相。及至“文化大革命”，黨史資料的整理和編纂陷於停頓，“兩條路線鬥爭”的敘史模式達于極致，黨史研究走入歧途。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資料整理和編纂工作得以恢復。儘管最初以服從政治上的“撥亂反正”需要為目的，但客觀上為改觀研究提供了條件。1980年以來，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變化，推動了黨史資料的整理、編纂和利用。30年來，這一工作取得了長足進步，為此前任何一個時期無法比擬。

　　30年來，黨史資料整理和編纂的第一個特點，無疑是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激增。中央檔案館編輯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8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20冊），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陸續出版，是中共建黨以來最大規模的文獻整理和編纂工程。兩套文獻集收錄了從1921年建黨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的黨的重要文件，反映出這一時期黨史的基本脈絡，不少文件是第一次公佈，不僅有助於復原許多模糊、缺漏的史實，而且有助於修正流傳多年的錯訛敘述。規模和數量的擴展不只是上述綜合性文獻集的編輯出版，專題類文獻資料集的編纂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比如中央檔案館等單位編輯的《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就披露了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期間的大量原始文獻。大規模整理和編纂黨史資料，折射出理念的變化。當黨史不再被簡單闡釋為“兩條路線鬥爭史”以後，提供豐富的文獻便成為研究黨史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