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不該是大學裏的另類

　　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院士的一篇畢業致辭，轟動範圍不限于這所學校，甚至不限于高等教育界。致辭現場氣氛熱烈，學生心靈被打動，媒體火熱報道，輿論讚譽不歇，顯示著社會是何其缺乏真實的語言。

　　李培根的畢業致辭是一篇有標題的文章——《記憶》。眾所週知，在大量的儀式場合，發言或致辭基本是無標題的，但大多要硬安上一個，脫不了情態上言不由衷、旨向上言不及義的軌道。而一個有標題的講話，則基本上直截了當，要言不煩。

　　官式講話有專有詞庫，各級可能又有所增補，其實是依賴核心詞庫稍作派生，以示“創新精神”。這個詞庫，與真實的生活存在很大距離，只在講話、報告、宣傳標語等場合裏出現。

　　這個官式詞庫經過特定的官式句法而形成官式文章。官式詞彙、官式句法，使得官式文章顯示出一種迥然有異於真實生活的特有風味。這就是説，官式講話與社會生活互不搭界，但又必須裝作官式講話在導引乃至支配社會生活的樣子，因而整個社會顯示出一種心照不宣的表演狀態。官式講話不需要真實，甚至講話者都不會相信，講的人與聽的人，都按照表演的要求去完成規定情境。

　　李培根的畢業致辭大受好評，在於它跳出了一個官樣儀式的語言規定性。這篇畢業致辭消滅、捨棄了官式詞庫，消除了官式句法，將講話與社會、校園的真實生活連接起來，而且連接的價值方向與情感方式大致上也合乎人情。

　　李培根自己寫了那篇畢業致辭，沒有借助於秘書。今天，秘書寫稿正在成為常例，但秘書寫稿是不是官式講話問題的關鍵，卻是疑問。秘書只是代筆者，認可權在官員手中，文章的旨意、做法也由官員確定。僅僅從講話是否無趣來説，秘書可以説並無責任。李培根未由秘書寫畢業致辭，但即使由秘書寫稿，未必就不能表達出他所要的風格。

　　重要的是，李培根決定作一個真誠的校長致辭。基本上，這不可以視為一個對官式講話反叛的冒險，大學即使已經十分官場化，畢竟並非真正的官場。某種程度上，即使在真正的官場，一些場合的即時致辭、現場發揮也被作為“好文風”而提倡。然而，問題在於“好文風”的提倡永遠抵消不了“壞文風”的穩妥。“壞文風”之所以穩妥，在於它字字句句有來歷，篇章結構有範本。而“好文風”總不免有些欠周正、欠全面，容易被人視為“亂説話”。李培根證實有時他在外講話，學校宣傳部門會提心吊膽，可見真情真思的表達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在無須爭取聽眾而只須取悅上峰的官式語言環境之下，“好文風”就提倡不出來。準確地説，官式講話問題，不是一個文風問題，而是一個官場生態問題。一個官員，只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員而已，異數固然會有，但總是零星的。一個地方、一個時代的活力，可以從語言的狀況得知。有活力的社會，語言必然是豐富的；虛假的語言，也真實地反映生活的虛假狀態。高等教育裏問題極多，“根叔”不過變更了一個儀式的致辭風格已似另類，可見今日大學病到了何種程度。（劉洪波，知名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