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前司長王振耀談辭職 稱自己個是另類官員

王振耀接受本報專訪。本報記者 周民 攝

　　6月21日，辭去民政部行政職務的王振耀，受聘為北京師範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成為一名真正的民間公益人士。在此之前，他先後任職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

　　“我總算做了幾件事情。”王振耀説。在他任職期間，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國家自然災害救助四級響應體系建立；“平民慈善”、“以善促善”的理念被首度提出，平民參與慈善的熱情空前高漲。

　　但他説自己還有遺憾，“在慈善信息公開、平臺建設方面我還沒來得及做得更好”。

　　對於自己新的職位，他認為將比在民政部任職時更具有挑戰性和廣泛性。

　　有時覺得很累

　　記者：為什麼要選擇辭職？

　　王振耀：我在民政部呆了22年了，做慈善也有13年了。我在機關做了很多年，做工作、協調一件事情，確實非常難。我沒有偷懶，沒有閒著，很認真地做了20多年。我50多歲了，有時覺得很累。我想，換一個環境、換一個角度來繼續慈善、公益事業，可能于我是一個調整。

　　我一開始是想著看能不能僅僅當個教授，但最後一步一步地，他們讓我當院長。北京師範大學和壹基金開始對我做了很多動員工作。他們認為，成立這個研究院，我來當這個院長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們的誠意真的讓我很感動。

　　記者：什麼時候下定決心的？

　　王振耀：事實上從去年，北京師範大學和壹基金就開始跟我談這個事情。直到今年4月，我才正式給部裏打了報告請求調動。

　　讓我下定決心的是，我對研究院的工作和定位充分了解後，覺得這個院長，不是兼職就能做好的，必須要投入很大的心力。中國公益需要提升的方面太多。比如説建立系統的研究網絡，調整公益研究的方式，比如慈善的知識生産方式轉型、傳播方式轉型等，這也是我擔任民政部官員期間一直在呼籲的。

　　現在，我自己來做這個事情，我的挑戰很大。如果我做不好，是沒法向公益界交代的，我必須得非常認真、投入地來做這個事情，我覺得我有責任。

　　將更直接地推動慈善

　　記者：以前在民政部做官員掌握著很多資源，但現在來做一個民間公益研究院的院長，工作開展起來就更難了吧？

　　王振耀：慈善的本質是社會的，是平民的。當司長時，我竭力推動的是平民慈善，慈善的事情一定要由民間來做，我也一直在利用各種資源來推進民間慈善的發展。現在我自己來做這個事情，某種意義上資源可能更多了。

　　從政府的角度來推動時，我還是站在外邊在推動，現在我完全進入了民間，能了解民間組織的需求，也可以充分利用我的優勢，將這些意見反映給官方，這種推動也就更直接。

　　不能靠官位讓人服從

　　記者：你覺得自己哪些方面跟別的官員不一樣？

　　王振耀：我20多年來的工作，不管是救災也好、慈善也好，能夠這麼説，我一直是為窮人在做事，一直是在求人，在説服別人。從最開始的基層政權工作，到後來的城鄉低保工作、慈善工作，我都是求著大家，求著大家趕快把程序穩定下來，求著讓相關單位、地方政府趕緊把政策落實下來。“落實”，這也是我給自己的一個要求。

　　我是想説，你不能靠著官位，對別人説你必須服從，那是不行的，要根據實際來，商量著來。我為窮人奔波呼號，與窮人打交道太多了，因此我在待遇上也容易滿足些。

　　我現在無非是一些待遇可能跟原來不一樣了，身份不一樣了，我可能會有一點失落吧，可是全國這麼多教授，不也活得很好嘛，我為什麼就非要高人一等？

　　説我孤獨我不太贊成

　　記者：有媒體評價你在官場上是孤獨的人？

　　王振耀：説我孤獨我不是很贊成，我想，在官員中我是一個另類吧。大家都覺得我的想法和做法很另類。很多同事和朋友也經常開玩笑這麼説我。

　　我喜歡研究一些程序問題，會關注很多細小的東西，放到政策上來。比如説救災，救災響應、幾小時內撥款等這些小問題，這些技術性的小問題解決了，救災起來也通暢了。社會各個領域，如果沒有程序化、沒有標準化，什麼都會太隨意，很多管理制度、政策，尤其是為民服務這塊，就會流於空泛，必須要把它具體化。

　　孤兒保障是很好的禮物

　　記者：對於您20多年的官員生涯，您如何評價？

　　王振耀：我比較滿意的是，我在行政平臺上還是做了幾件事情的，城鄉低保的覆蓋、平民慈善的提出、老齡津貼推廣、孤兒養育標準等，有一些工作還沒有做完，但後期應該會得到很好的推進。我一直認為，一個國家福利制度的起點，應該是孤兒的保障，他們是最窮困的群體中，最需要幫助的人。孤兒保障是我到慈善和福利司後，工作中的頭一個大事。我最欣慰的是在我離開民政部前，今後財政部要對孤兒保障來進行專項撥款，我特別感謝中央，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又一個很好的禮物。

　　捐贈信息不透明成遺憾

　　記者：有沒有什麼覺得遺憾的？

　　王振耀：確實，我有一些遺憾，我一直著急的事，比如慈善捐贈信息的透明問題、平臺建設、規範化問題，建設得太慢。我還沒來得及很好地去做。

　　有很好的想法，我們的隊伍也都很精幹，為什麼有些事做起來很困難呢？後來我想想，確實情有可原，很大一個因素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問題。我們的整個慈善文化畢竟沒有接受一次特別現代化的洗禮。我想我在體制內時要求是過高了，想讓一個行政機關不間斷地産出一個現代標準的公共服務體系，其實是相當大的挑戰。

　　我們的文化有時候還是過於傳統，就像以前很重視一個人的人品、道德、忠誠度、態度等，傳統社會是管人，但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是管物，比如説三鹿奶粉，物管不好，就出事了，現在的物都是大眾化的。

　　我現在做公益研究院的院長，要做的就是著重于慈善觀念的改變、理論的建立和推廣、慈善的知識生産方式轉型等，這應該比我在民政部工作時更具有廣泛性。

　　我想，全社會要適應一種思維模式，以前傳統的政府與大眾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但現在政府和社會的互動已經出現了，政府也在逐漸轉型。我想將來社會大眾的意見，也一定能得到政府更好的尊重，政府也會根據社會大眾的意見，及時對相關政策作出調整。未來一定會是這樣的，公民社會會成為必然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