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宋 嵩

　　□ 作為河南人，我竟然從不知道1942年曾經發生過這麼嚴重的旱災，更令我震驚的是，這場災難的親歷者和他們的後代無不選擇了遺忘

　　□ 生活裏嚴峻的事實在太多了，人的心就變成了一塊鐵，這塊鐵如果就這麼硬著，磕在石頭上就破碎了，但坦然和幽默把這塊鐵化成了水　　

　　□ 對當時的河南人來説，生存依靠的已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這種殘酷環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間那點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在經過漫長的醞釀與糾結的創作後，馮小剛終於將牽念近20年的小説《溫故一九四二》搬上了大銀幕。這部名為《一九四二》的影片，被馮小剛視為其導演生涯中最嚴肅、最沉重、最具分量的作品。而對於小説作者和編劇劉震雲來説，《一九四二》已經不是一部簡單的災難片、歷史片，而是對一個民族精神支點的追尋和叩問。

　　遺忘比災難本身更震撼人心

　　記者：在您所有作品裏，《溫故一九四二》可以説是一個異數。一方面，他與您通常慣於描述的當代現實生活相距遙遠，另一方面，類似採訪手記的紀實風格也在您的作品中獨樹一幟。20多年前，是什麼讓您産生了創作這樣一部作品的衝動？

　　劉震雲：作者與作品的相遇，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溫故一九四二》創作于1990年左右，在此之前，我從來沒寫過非虛構類作品。

　　那一年，我的朋友錢鋼準備編一本《中國災難史》，希望從中看到中國人是如何從災難中走出來的。在1942年，他選擇了當時最嚴重的災難——河南旱災，並把這個災難的寫作任務交給我。作為一個河南人，我竟然從不知道1942年曾經發生過這麼嚴重的旱災，嚴重到死了300萬人。一個人的去世是去世，許多人的去世就是數字了。錢鋼告訴我，二戰時期奧斯維辛集中營被迫害致死的有100萬人，1942年河南就有相當於3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死於旱災。

　　更令我震驚的是，當我向這場災難的親歷者和他們的後代問及這場災難時，卻發現他們無不選擇了遺忘。這麼嚴重的災難，人們為什麼會遺忘？這樣的震驚和疑惑，迫使我進入對1942年的探究和寫作。

　　記者：不管小説還是電影裏，美國記者白修德都像是創作者進入歷史、接近真相的一雙眼睛。他在1942年的採訪裏發現了比自然災害更殘酷的真相，您在這個探尋中發現了什麼？

　　劉震雲：我把1942年放到歷史的長河裏，發現歷史上河南的旱災非常頻繁，從東週到1942年，基本上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比較大的旱災，而每次旱災的記錄裏都有人吃人甚至更慘的景象。這樣的記載，頭一次看觸目驚心，看多了就習以為常了。這也回答了我心裏最初那個問題——為什麼這場災難的親歷者選擇了遺忘。

　　我還有更多的發現，也就是白修德的發現——300萬人的死，不僅僅是因為自然災害，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戰爭和政治環境。

　　生死幽默背後是巨大的悲涼

　　記者：小説《溫故一九四二》沒有特別具體的人物和事件，災難中死去的300萬人像是一個群體性的主角。但在電影《一九四二》裏，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在災難中將中國人面對生死的狀態演繹得淋漓盡致。

　　劉震雲：之所以過去很多年，我沒答應把這部小説改編成電影，是因為這部小説沒有電影必須的人物、情節和戲劇衝突。後來我跟小剛深談過一次，他説他喜歡這部小説裏巨大的悲傷裏蘊含的幽默，這是中國人面對死亡的態度，也是我一直想要表達的東西。

　　電影跟小説的表達方式完全不一樣，電影裏一定要有具體的人物，而電影裏的人要麼靠編出來，要麼靠“走”出來。為了改編電影，我們走了很多路，走了災民的路，走了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路，也走了日本軍隊的路。果然，電影中的人物關係就在這些路上出現了。

　　記者：從小説到電影，在這些具體人物的塑造中，您最在意的是什麼？

　　劉震雲：在創作小説的過程中我發現，將1942年從歷史中打撈出來，再放在親歷者面前，他們面對死亡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在美國或者歐洲，一個人在臨死之前一定會追問：“我為什麼死了？”但是河南人沒有，他們在死亡面前表現得坦然，這是他們人生最後也最大的幽默。

　　為什麼坦然？因為生活裏嚴峻的事實在太多了，人的心就變成了一塊鐵，這塊鐵如果就這麼硬著，磕在石頭上就破碎了，但坦然和幽默把這塊鐵化成了水，它變得柔軟了，也就不會破碎了。

　　我曾經講過一個故事：老張要餓死了，餓死的時候他沒有想起日本人、沒有想起蔣介石，他想起了好朋友老李，但老李三天前已經餓死了。老張説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這個幽默背後是巨大的悲涼。對於災難裏的河南人來説，什麼戰爭、國家、元首都不是重要的，只有他身邊的人是重要的。在死亡這件事上，中國人的態度是有別於世界上其他民族的。

　　好的創作者應是平等的傾聽者

　　記者：在小説裏，您肯定了揭竿而起的精神是民族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在電影裏，您用更多細節賦予這個故事人性的溫暖。這種變化，是否説明了您在創作中的一種態度？

　　劉震雲：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我跟小剛一直覺得要特別注意表達上的節制。所謂節制，就是在面對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過多的臺詞和表演。創作者絕不能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旁觀者，尤其在面對這樣一個題材時，創作者是站在70年後優越的生活裏揭災民的傷疤，這是非常殘忍的。我説過，真正好的創作者，應該是一個平等的傾聽者。

　　記者：在極端環境裏，人內心最本真的東西往往最容易體現出來。這種本真，有時甚至是支撐一個民族存活下去的精神支點。在1942年，您認為支撐河南人甚至中華民族生存下去的支點是什麼？

　　劉震雲：《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災民、日軍、國民政府、美國人……他們之間互不見面，但災難使所有人既有的位置都發生了變化。

　　對當時的河南人來説，生存依靠的已經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這種殘酷的環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間那點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電影的最後，老東家發出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追問：“為什麼我要逃這個荒？”他遇到了一個跟他一樣失去親人的小女孩，瞬間互相成為親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個極端的環境裏，這是不可能的。正是在這個變異的狀態裏，人心裏的精神支點得到了最大的彰顯，這也正是中華民族生存下來最重要的原因——那份親情，那抹人與人之間善良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