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斯德哥爾摩，有一份名為《當月桂樹生長之時》的學生刊物，“斯德哥爾摩東區最有名望的高中的兩個學生謝爾埃斯普馬克和培爾魏斯特貝都在那新的雜誌投稿。《當月桂樹生長之時》1949年第二期刊登了托馬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五首》，和謝爾埃斯普馬克一篇非常多情的短篇小説。”幾年之後，謝爾和托馬斯成了朋友，他們的友誼持續了半個多世紀，謝爾也成為瑞典研究托馬斯最權威的學者。“1998年至2004年間，他（謝爾）擔任了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主席。培爾魏斯特貝于2005年獲選為他的繼任者。”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謝爾埃斯普馬克和培爾魏斯特貝，這三位幾乎同齡的瑞典人，成為1940年代以來瑞典文學浪潮的代表，托馬斯在201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謝爾和培爾都進入瑞典學院，並先後擔任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主席。三人這段在少年時期的文學交集，記錄在另一位中國人最熟悉的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的一篇文章中，這篇文章收入在他翻譯的托馬斯詩集和回憶錄《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

　　馬悅然、托馬斯、謝爾、培爾，或者還有其他人，他們組成的一個小群體對中國，尤其是中國文學是如此熟悉。在過去的一週，馬悅然和謝爾都在中國，他們為共同的好友托馬斯的詩集和其他作品來做推廣，肩負著推廣瑞典文學的責任。因為莫言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他們也肩負向中國人介紹，諾貝爾文學獎到底是什麼，關於諾貝爾文學獎有太多誤解在中國流傳。馬悅然和謝爾埃斯普馬克在中國旅行期間，各自接受了早報記者獨家專訪。

　　關於友誼

　　共同開啟瑞典文學新浪潮

　　馬悅然、托馬斯和謝爾三人中，生於1924年的馬悅然是最年長的一位，當托馬斯和謝爾分別在斯德哥爾摩的南區和東區最有名望的高中就讀時，還是學生的馬悅然在斯德哥爾摩的東區一所中學代課教授拉丁文，馬悅然説，他差點成了謝爾的老師。

　　“那個時候我還是學生，需要錢，所以兼職教書。那個時候有個老師病了，我正好登記了，所以我去那所中學教拉丁文。”馬悅然説，“ 他們在不同高中，但在同一個文學雜誌發表作品。那個時候的瑞典文學界，有點像中國五四期間，一群作家藝術家出現，是一個大爆發。”而謝爾埃斯普馬克認為，“1940年代後，瑞典出現了一個詩歌熱潮，不僅是詩歌，是整個的文學繁榮，這次文學運動影響深遠，可以説它是我們的文學暖房。”但馬悅然又説，“我覺得瑞典的文化在落寞下去了，沒有再出現托馬斯、謝爾、培爾他們那個年代的盛況了。”

　　1949年，謝爾和托馬斯在同一份學生刊物《當月桂樹生長之時》上發表詩歌，“是的，我們在那裏發表詩歌的時候還是高中生，不過讓我現在再看看那時候發表的詩歌，我真的會臉紅的。60年前的事情了，大家最好還是別去看了。”謝爾回憶，那時候他還不認識托馬斯，兩人第一次相見是在1955年，“1949年我中學畢業進入預科學校，6年後我們才相遇，那時候我剛剛完成了第一本詩集，而托馬斯比我早一年出版詩集。”“我們的友誼持續至今超過半個世紀。”

　　如今，謝爾埃斯普馬克是解讀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最權威的學者，去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就是由謝爾來演講的。

　　當謝爾和托馬斯開啟瑞典文學新浪潮的時候，馬悅然在世界各地，“我很長一段時間不在瑞典，直到1965年才回到瑞典，到了1966年在一個詩歌朗誦會上第一次見到托馬斯。”

　　1985年，馬悅然進入了瑞典學院。那個時候謝爾埃斯普馬克已經是院士，“那時候我們瑞典學院開會要選一位新的瑞典學院院士，我對馬悅然説了這個事情，他以為是托馬斯，我對他説，‘不，就是你！'”

　　“1985年通知我當院士的時候，我和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正在北京。”馬悅然回憶説，“瑞典學院的常務秘書給瑞典駐華大使打電話來找我。當時我覺得不可能吧，那個時候他們還對我説，三天內不要告訴別人，因為還要得到國王的同意。有天，我跟北島、顧城、楊煉在我一個學生家談詩，他們不停地談朦朧詩和靈魂，我和托馬斯都有點聽膩了，托馬斯先跑到外面去，我也跟著出去抽根煙，我對他説：‘我被選入瑞典學院了！'但是大家都希望托馬斯當院士，所以我有點不好意思。但托馬斯很高興。”

　　托馬斯、謝爾和培爾三人中，最具神童氣質的是培爾。馬悅然説，培爾已經寫了100多本書，“他就是那種每天看完一本書的人。”在謝爾那裏，培爾不只是詩人，還是小説家，“在他年輕的時候對南非問題非常關注，他遊歷了整個南非，然後寫了一本關於南非問題的書。他後來也成了南非幾任總統的朋友。”

　　“是的，他還是姆貝基的好友，他對非洲非常了解。”馬悅然説。

　　今年12月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培爾將做演講介紹和評價莫言。在很多人看來，最適合擔任這個角色的應該是馬悅然，但馬悅然説，培爾是個演講家，口才極好很有感染力，“而且他看了所有翻譯版本的莫言的書，他真的很懂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