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張藝謀。 中新社記者 李學仕 攝

　　“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業。”坐在《經濟參考報》記者對面的張藝謀，邊説邊指着他背後墻上的一份份“電影作業”海報：《紅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親母親》《英雄》、《十面埋伏》、《山楂樹之戀》、《金陵十三釵》……

　　與之相伴的，還有輿論對“鐵道部‘天價宣傳片'”“與張偉平分道揚鑣”“因莫言獲獎而舊事重提”“孟買電影節獲‘終身成就獎'”的“狂轟濫炸”。

　　張藝謀的新聞，從來都是媒體的素材，要麼是溢美之詞，要麼是罵聲一片，讓這位“中國首個國際A級電影節影帝”“中國首摘國際A級電影節最佳故事片大獎”的第五代導演領軍人物，始終飽受爭議。

　　從張藝謀的“電影作業”裏，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從藝軌跡，更是中國電影産業發展的脈絡與流變。

　　藝術與商業的博弈從未停止

　　“‘媚俗'還是‘崇高'，是每位導演一生的難題。”

　　“電影票房再好，還是有人批；國際獲獎再多，還是沒人看；觀眾需求再大，也得求平衡。”對於始終在藝術與商業間徘徊的中國電影，張藝謀道出自己的導演觀，“‘媚俗'還是‘崇高'，是每位導演一生的難題。”

　　從《老井》到《有話好好説》，從《紅高粱》到《滿城盡帶黃金甲》，張藝謀的作品跨度之大，反襯齣電影主題的時代烙印和時代之變。

　　“我從影早期的作品有一種呼喚。你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紅高粱》，像火一樣燃燒的作品，因為那是個熱血沸騰的年代，人們在文革後極力燃燒積蓄已久的能量。”張藝謀回味道“我在形式上追求特殊、張揚，呈現出自覺、強烈的個人風格；在內容上表達對中國社會未來的思考。説白了，這是一種對思想解放的釋放。”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伴着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電影融入市場化浪潮，商業電影如雨後春筍般綻放。張藝謀也不例外，他轉型執導的武俠巨制《英雄》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

　　“有人説我拍商業電影是墮落。”張藝謀搖着頭解釋“從傷痕文學、尋根文學、苦大仇深的思考氛圍中跳出來後，我本能地覺得應該做些不一樣的東西，帶有強烈的娛樂元素，這樣的電影才好看。”

　　的確，拍電影，不是寫論文，觀賞性在任何時候不能放棄。“電影是一種夾帶文化，觀眾觀影，在愉悅的同時，會自然而然感受到影片傳遞的價值。”張藝謀説，網絡上，要找潘石屹，先得點擊房地産板塊，要找張藝謀，只能搜索娛樂頻道。“社會就這麼定位，你只能在娛樂産品中，裝進一點內涵，一句話，商業電影就是寓教於樂。”

　　藝術與商業的博弈從未停止，其背後往往附帶着“媚俗”與“崇高”的爭論。“在‘媚俗'與‘崇高'之間，我們往往顧此失彼，無法完美平衡。”張藝謀坦陳，“有人説商業電影低俗，有人説藝術電影晦澀，無論拍哪種，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統一，才是導演追求的終極目標。否則，你就得做好挨罵的準備。”

　　産業鏈條下的商業裹挾

　　必須靠財團(如影視企業)支持的導演，一旦上了這條“船”即被“綁架”，拍攝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這直接導致影片藝術水準低、叫座不叫好。

　　1999年，根據對加入WTO的承諾，我國在此後陸續引進上百部國外大片，中國電影業在産業化沒有形成、市場經驗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匆忙應對，受到很大衝擊。

　　為保護、發展國産電影市場，2003年以來，我國相繼頒佈多部有關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電影業的法規、政策，一批民營影視企業不斷壯大，逐步掌控了“投融資-製片-發行-院線-衍生品”的電影産業鏈，有效抵禦了國外大片的“入侵”。其間，張藝謀執導的《十面埋伏》等票房頗高的作品，幾乎都與民營影視企業“新畫面公司”合作。

　　“我不討厭商業電影，但害怕被商業裹挾。”張藝謀無奈地説，從投資方到製片方，從植入廣告到演員選擇，從拍攝手段到鏡頭取捨，導演在每個環節多少會受干涉“商業利益的回報，從開拍起就壓在導演肩上。年輕導演直接被命令要求如何做，而對有名氣的導演，投資方雖不敢玩硬的，可軟磨硬泡更愁人，讓你的構思和創作發生扭曲。”

　　張藝謀的這種感覺是有深層原因的。“唯市場論”是一些影視企業的“魂”，他們鮮有考慮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而是在影片選擇、推廣策略、發行時間、票價制定、上映時機、放映頻率等方面形成壟斷聯盟，大量佔有市場份額，過度迎合受眾。而必須靠財團(如影視企業)支持的導演，一旦上了這條“船”即被“綁架”，拍攝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這直接導致影片藝術水準低、叫座不叫好。

　　北京電影學院相關研究數據顯示，近兩年，我國年均生産影片均超過500部，2011年，國産電影票房收入有約80%是民營公司參與發行創造的，但其中兼具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好電影不過20部。

　　《三槍拍案驚奇》就是典型案例“本來沒打算拍這部戲，可製片公司想掙錢，用小瀋陽出演搞商業炒作，就拼湊了一個不成熟的劇本。這真是一個臨時抱佛腳的決定。”張藝謀坦陳，這是他迄今為止最不滿意的作品“我感覺自己掉溝裏了，因為它缺乏文化價值，是商業裹挾的産物。”

　　電影産業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爛片給出一個答案：營銷模式的成功並非電影的成功，電影産業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票房為王”，是當下中國電影比較嚴重的問題。“一切以票房論英雄，其實是非常庸俗的標準，丟掉了中國電影傳統的文化精髓。”

　　張藝謀認為，中國仍處在電影産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即為獲得資本積累過分追求高票房而忽視思想性。“當然，目前主流院線的觀眾群集中在20歲到30歲間，圍繞他們進行的創作、導演，難免出現淺薄的傾向。”

　　張藝謀總被問及“一部影片的終極票房到底是多少”“可能中國有兩萬塊銀幕時，單片票房達到3億美元(將近20億元人民幣)，也許才是紀錄。”他説，現在的票房紀錄都是過路的，“沒必要吹噓你6億我8億，也許一年之內就被超越，總迷戀數字有啥意義？”

　　為謀求票房，一些發行方與社會傳播機構在大片公映前後聯手“撒網佔道”“揮毫潑墨”“歌功頌德”“爆炒票房”。更有甚者，本着“拿人錢財、替人辦事”的原則，讓“槍手”“槍稿”滿天飛，以致觀眾被“忽悠”進影院，最後痛斥片子臭。

　　“電影和其它商品最大的不同是先買再看。倘若讓觀眾先看再買，它的票房將會如何呢？”張藝謀這樣自省，“影片好壞與否，不能唯票房論。別忘了，和《三槍》票房一起‘飄紅'的還有影迷尖銳的質疑。”

　　張藝謀的醒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國産電影“火了票房、鼓了腰包、樂了媒體、壞了口碑、哭了觀眾、冷了人心”的情況依然存在，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爛片給出一個答案：營銷模式的成功並非電影的成功，電影産業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我講這些，並不是説票房不重要，而是它並非評判電影價值的唯一標準。”張藝謀説，沒人比導演更知道“眾口難調”的意思，票房、獲獎等這些所謂的“硬杠杠”都不能作數，真正的口碑成功，是觀眾內心的認可“即便他嘴裏不説你好，該罵還罵，但回家關上門會説‘這孫子邪了門了'‘有兩下子'！如果你的作品佔據了影迷心中的位置，它就是佳作，得獎、票房相形之下，也就是個副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