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因播種光明而美麗，你我為弘揚崇高而尋找”。昨日，中央電視臺和光明日報社聯合主辦的“尋找最美鄉村教師”大型公益活動揭曉最美鄉村教師名單。恩施州鶴峰縣中營鄉高原小學資教教師鄧麗入選，她是10名當選者中最年輕的女教師。頒獎典禮將於今晚8點在央視一套等多個頻道播出。

        出生於1982年的鄧麗，到底憑什麼打動了全國觀眾和活動評委？學生們説，她用特殊的方式，開啟了大家封閉膽怯的心扉；同事們説，她是“興奮劑”，帶活了學校；昨日，從北京錄製頒獎典禮節目回到武漢的鄧麗，略顯疲倦，但一講起學生，言語中卻盡顯歡樂。她説：“三年來，和孩子們在一起的點點滴滴，他們覺得我就是他們的親人，其實他們在我心目當中位置更高，他們給我的這種堅強、快樂，給我的這種感恩，讓我覺得內心非常寧靜。”

        頒獎現場

        學生用冬瓜做成笑臉讓她淚如雨下

        “你鼓勵學生走出大山，可為什麼走出了大山的你，又選擇回到大山當老師？”

        “我自己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深知孩子們對年輕老師的渴望。回到家鄉，落葉歸根。只有我們走進大山，才能幫助他們走出大山。”

        這是在“尋找最美鄉村教師”大型公益活動頒獎典禮錄播現象，主持人白岩松與鄧麗的對話。

        獲得過多個獎項的她告訴記者，這次的頒獎禮最讓她感動和難忘。“現場讓我很驚喜，因為給我頒獎的是我教過的學生，他們終於第一次走出大山來到北京了。”鄧麗激動地説，早在活動組聯絡她去北京錄製節目時，她就希望能帶幾個孩子去北京看看外面的世界，可當時活動組拒絕了，“他們起初也許是想給我驚喜。我當時還覺得學生去不成很遺憾，沒想到孩子們還是有機會來了。”

        頒獎禮現場，高原小學六年級的10名學生，用重約30斤的大冬瓜，手工製作了一個大笑臉，用推車推上舞臺獻給她。在笑臉裏面，還藏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老師，我們一起上初中。”鄧麗説，她一看到學生，就忍不住激動地哭了，而學生們看到她哭，也跟著一起淚如雨下，“那是幸福的淚水。”

        聾啞學生譚兵給老師遞上獎盃，伸出了兩個大拇指，他想説，“老師，您真棒！”鄧麗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

        果斷抉擇

        放棄城市高薪工作，去農村資教

        要了解鄉村教師鄧麗的成長，還得從三年前她的決定説起。

        鄧麗是恩施鶴峰人，2008年從中南民族大學工商學院畢業後，在武漢一家知名培訓機構當老師。“我從小就喜歡教師這個職業，但由於不是師範生，很難在普通學校找到工作。所以能進培訓機構我也很開心。”鄧麗説，當老師可以每天跟學生打交道，看著學生進步，就會很滿足。

        可培訓機構畢竟是以盈利為目的，如何保證學生上完一學期，下學期繼續來上課，是工作的重要內容。工作近一年後，鄧麗績效突出，但她快樂不起來。那時的鄧麗穿著時尚，出入高檔寫字樓，月收入4000元左右，在家人和朋友看來，這是份體面的工作，“可我越來越覺得空虛，我當老師不是為了成為賺錢機器。”

        2009年4月，她看到了省教育廳的“農村教師資助行動計劃”，非應屆畢業生也可報考。她馬上報名回老家恩施鶴峰資教，希望當一名“純粹的”老師。通過考試，她被分到離縣城最近的八峰中學。“倔強的鄧麗認為八峰中學的條件很好，而大山裏的學校更需要她，於是她找到當地教育局要求重新分配，去自然環境惡劣、生活條件艱苦的、有‘屋脊小學’之稱的高原小學。”省教育廳相關人士介紹説。

        猶豫徬徨

        那些孤獨無力感，抵不過學生的笑臉

        高原小學位於鶴峰、宣恩、恩施交界地帶，海拔1800多米，有“恩施的青藏高原”之稱。

        到學校報到時，鄧麗發現，當時學校有近75名學生，有7名男老師、人均年齡50歲以上。“我是學校第一次來的年輕女教師，而且是孩子們的第一個英語教師。”鄧麗的確感受到了“被需要”。

        不過資教最初的歲月裏，孤獨感和無力感卻常常向她襲來。學校離縣城來回4小時車程，“學校沒有同齡的朋友可以交流，條件也比較差，每個週末大家都回家了，就只有我一個人呆在學校。”初到時，也沒有網絡，她感覺自己完全與世隔絕。孩子們的基礎也讓她失落，“他們不會説普通話，拼音也沒學全，教英語太困難了。我跟孩子們打招呼，大家都膽怯地看我，還往後退。”

        開學兩個月，高原小學入冬。夜晚溫度低至零下十幾度，在宿舍圍著火爐打哆嗦，睡覺時必須用厚毛巾包住頭，當時她臉上和手上滿是凍瘡。

        “我當時也很矛盾、動搖。但想這是自己選的路，跪著也要走完。”靠骨子裏的韌勁堅持半年後，鄧麗卻發現自己已經無法離開這些學生了。住在附近的學生，週末會到學校陪伴她，還摘野花送給她，有些學生還陪著她住；一些家長常常到學校看她，給她捎上玉米、楊桃、板栗、新鮮蔬菜；家長不時給她打電話，特別是假期，怕她下學期不來。鄧麗説：“後來，自己也沒有覺得苦，也沒有覺得那麼累，覺得還蠻好的，很快樂，而且我找到了在武漢工作時沒有的那種感覺，就是那種幸福和快樂。”

        收穫幸福

        讓聾啞孩子學好英語

        來到學校後，鄧麗教三年級的語文、三至六年級的英語、一至三年級的音樂。

        為讓孩子們養成良好的學習生活習慣，她和孩子們約定：無論是上課還是下課，誰講了方言，就要牽著自己的耳朵説“我該罰”；誰上課不聽話，下課後就要給同學們表演節目。經過一段時間的強化教育後，孩子們漸漸養成了説普通話的習慣，上課也能認真聽講了，作業也做得規範整齊了。

        學生譚兵、譚星兄弟倆都是聾啞人，他們的父母常年外出打工，他們從小就放在學校。望著這對可憐的孩子，她心裏有説不出的滋味。“我暗下決心，決不丟下這兩個孩子。”沒有學過特殊教育的鄧麗不懂手語。所以，課堂上，她的板書既有拼音、又有漢字；既有英文、又有圖畫，同時還配有誇張的口型。課堂下，我用手比劃，用紙條交流。後來，聾啞兄弟的英語成績從20多分考到70多分、80多分。

        為鼓勵譚兵和譚星，鄧麗還設計了“我們和你在一起”的手語。“當他們抱成一團哭著想媽媽的時候，當他們遇到困難覺得孤立無助的時候，當他們缺乏信心不敢嘗試的時候，我都及時伸出雙手，告訴他們——‘我們和你在一起’！”鄧麗説，也是這個手語，最後卻感動了她自己。去年冬天，她因重感冒躺在宿舍裏，譚兵和譚星從窗戶外探著頭，並伸出雙手，做出那個堅強的手勢——“我們和你在一起”！那一刻，她流著淚笑了……

        帶來改變

        師生有了發自內心的快樂

        因為條件限制，從上世紀80年代起，每年兒童節，高原小學都會組織孩子們到20里外的鎮上，觀看其他小學的小朋友表演節目，從來沒有組織過自己的文藝活動。

        2010年，鄧麗説動了學校老師，決定就在高原小學為孩子們過一次兒童節。她和同事們把破舊的課桌腿鋸掉，拼成舞臺；把泛黃的墻壁貼上圖片，涂上色彩，作為幕墻；用掃帚、臉盆等作為道具。雖然沒有華麗的舞臺和演出服裝、沒有像樣的道具和音響，但孩子們唱得、跳得特別認真，格外開心。

        在班級中，鄧麗還以小組形式組織演講比賽、故事會比賽、朗讀比賽、課本劇表演、才藝表演等豐富多彩的活動。孩子們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課上課下盡情地展現著自己的風采。“孩子們精神面貌都很好，在陌生人面前唱歌跳舞，氛圍整體上比許多城裏的小學還要活躍。”省教育廳一位負責人深有感慨地説。“她是‘興奮劑’，帶活了學校。”校長唐春喜説，因為鄧麗，現在，學校所有師生每天晚自習前都在校園唱歌跳舞，大家有了發自內心的快樂。除師生精神面貌有變化外，學生的硬體也得到了改善。2011年4月，鄧麗作為全省優秀資教生代表，在全省各大專院校講述山村孩子們的堅強與獨立，講述資教生活的充實與快樂。高原小學也因此漸漸進入社會各界的視野。各種捐贈物資陸續“飛”到了高原小學。嶄新的籃球架來了、嶄新的圖書櫃來了、現代化的電子白板也來了……學校還成為湖北“免費午餐”第一所開餐學校。

        去還是留

        那些慰藉心靈的小紙條，是堅持的動力

        鄧麗今年30歲了，因為工作原因，目前還沒有合適的機會談男朋友。追她的不在少數，還有人提出幫她轉到城裏去，但都被她拒絕。她説，對方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則不予考慮。

        去年5月，鄧麗考入正式教師編制，可結束資教生身份，分配到中心學校。6月，她到武漢學習，提行李走的那天，全校學生守在門口。不管鄧麗怎麼解釋，學生都以為她再也不回來，全都哭了。7名老教師也出來送她，忍不住也都哭了。

        她走後，很多孩子數著日子，盼她回來。譚兵每天為鄧老師寫一張巴掌大小的紙條，1天，2天……在第25天，鄧老師回來那天，他寫道：老師走了，小朋友哭了，第25天，老師回來了，小朋友微笑了……皺巴巴的一沓紙條送到鄧麗手中，她在辦公室淚如雨下。

        寫小紙條，本來是最初鄧麗鼓勵羞澀的孩子們跟自己交流、打開心扉的一種方式，現在孩子們愛説話了，但寫小紙條的習慣沒有變，而且多是感謝、表達對老師的愛。鄧麗説，這些慰藉自己心靈的小紙條，現在裝起來有滿滿一背簍。

        參選“最美鄉村教師”的事跡短片在央視播出後，不少陌生人也通過電話、短信、網絡表達了對鄧麗的尊敬與愛戴，其中不乏仰慕者。“我當然也會考慮個人問題，但要看緣分，以及是否理解支持我的工作。今年我還會繼續留在高原小學教書。如果以後要調整到別的學校任教，那前提是高原小學有更多的年輕教師，讓我放心了。”鄧麗的心願是，山裏孩子能得到更多的關注，過上更好的生活。（楚天都市報訊 本報記者羅欣 通訊員梁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