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廣州市人大發佈醫保條例草案，擬將職工社會醫療保險繳費年限由10年延長到15年。該條例明確將外來工和在校學生納入社會醫療保險，而且是“強制執行”。用人單位和學校未按規定執行將受到相應處罰。（8月10日《南方日報》）

　　儘管相關方面一再強調，醫保新條例“並不是因為醫保資金出現缺口”，但誰也無法遮蔽的一個現實是：隨著醫療物價標準的調整、整體物價水平的上升以及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不斷發展和人口壽命的延長，退休人員數量將不斷增加，“醫療保險統籌金支出將會相應增加，基金的支付壓力將會越來越大。”也因此，今年初，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發佈消息稱，經國務院批准，社保基金理事會受廣東省政府委託，投資運營廣東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結存資金1000億元——全國首次的“養老金入市”才有了臨危受命的色彩。

　　各地蠢蠢欲動的各色醫保改革，基本共識是：“不差錢”，但要“預防缺口”。公眾最關心的是“缺口”有多大。全國層面儘管很少見到具體缺口數據，但在新醫改的東風下，按照“多層次、多形式”的醫保體系，一些大城市較早建立健全了綜合醫保、住院醫保和農民工醫保之後，最先直接面臨“斷炊之困”：譬如廣州市人社局7月曾發佈消息表示，廣州居民醫保基金出現1.3億缺口，資金缺口須“老弱病殘”群體埋單；而深圳的數據更坦白——2010年和2011年，住院醫保赤字分別為0.39億元、1.11億元，農民工醫保赤字分別為1.83億元、3.21億元，綜合醫保的收支情況則未公佈。如何“補缺”，成了繞不開的現實命題。

　　常理而言，“補缺”無外乎三個路徑：要麼由財政壓縮其他開支或通過增加稅收予以補足，要麼降低劃入個人賬戶比例、降低退休人員的待遇，要麼提高在職人員的繳費來應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城市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第三條路徑”：除了廣州醫保新規要求延長續保年份之外，深圳此前提出將醫保繳費年限從現行的20年延長到25年。由於調整幅度過大，眾多市民大呼“心灰意冷”，甚至被指“繳費繳到死”。

　　延長繳費年限，本質屬於為醫保“開源”的範疇。然而，紓解醫保資金缺口，如果僅僅“開源”而不“節流”，或者只對公民“開源”而不對財政“開源”，這種壓力轉嫁法則顯然有失偏頗。一方面，調查顯示，不少醫保定點醫院把醫保基金當成“唐僧肉”，過度醫療甚至違規騙保的行為時有發生；另一方面，早有專家算過一筆賬，基於國內醫療消費總水平，全民健康保險的人均年籌資水平可初步定在700元左右，以政府財政總支出水平10萬億元參照，現在的財政衛生支出只佔其4.6%左右，即便全部財政埋單，也僅為總額的7.2%，如果在三公支出上再“緊一把”，壓力完全可以在財政支出“內部消化”。

　　儘管醫保基金的平衡本質上確實是個“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邏輯，但如果能把早就薅過去的“羊毛”利用好，眼下的羊群的日子起碼會暖適很多。經濟下行壓力下，民生更是多舛，醫保缺口如何堵上，也是“穩增長”的一項長遠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