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轉發〈省紀委、省委組織部、省民政廳關於治理村、社區組織牌子過多過濫問題的意見〉的通知》突然對全省村（社區）辦公場所大門懸挂的牌子實施了干預，要求8月底前，全省村（居）委會必須實行“摘牌”減負，除村黨組織、村民委員會或社區黨組織、居民委員會的牌子之外，一律不得懸挂其他牌子。

　　“摘牌”令劍指近年來廣東省一些村、社區組織“掛牌多”、“事務雜”現象的意蘊不言自表，據廣州市政協調查，一個居委會，其頂頭上司竟有25個之多，而深圳南嶺村社區居委會，其所掛牌匾達43塊之多。此種社區建設等同於“掛牌子鋪攤子”的現象，甚至引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關注。

　　社區行政化，社區整天圍著上級轉，其巨大的危害在於，社區“種了別人的田卻荒了自己的地”。社區並非一級政府組織，村（居）委會準確的定位是自治組織。它的存在是為了體現群眾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夢自己圓的治理宗旨，形成社會與政府、市場共同作用於社會建設的格局。政府職能和社區職能的重疊，村（居）委會的自治功能便被行政職能沖淡，村（居）委會離主業漸行漸遠，變成“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治理格局中的基層一環，社區幹部作為社區的“頭”和街道的“腳”整天忙得腳不落地，但社會治理大任卻自然旁落。村（居）委會和街道辦事機構之間的職責不明，職能不分，妨礙了城市化背景下的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社會原子化生態的出現對社會治理提出非常大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給村（社區）“減負”就迫在眉睫了。

　　摘牌是為了“減負”，“減負”是為了正名歸位。從廣東各地的試驗來看，摘牌之後，村（居）委會原來承擔的行政職能將建立新的辦事機構來承接。東莞市民政局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科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東莞正準備結合體制改革的要求，將摘牌和職能改革一併安排，一體解決，未來將建立社區政務服務中心，使社區居委會真正能摘得下牌，減得了負。而廣州市則早已經在部分社區成立了社區工作站以幫助社區摘牌“減負”，結束了過往那種拿95%的時間完成行政任務的“非驢非馬”的生涯。

　　視摘牌為廣東將在全省打響村（居）委會職能轉變大戰役的前哨戰應是一個非常準確的定位，從上述《通知》中，社會可以看到，此次發通知的主體不僅包括相關職能單位如省民政廳，而且也出現了省紀委和省委組織部的身影。這種不尋常的舉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業已在廣州市、珠海市等地推行的社會管理創新試驗已然到了需大規模推廣的階段，村（居）委會的“減負”轉變職能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從珠海的做法來看，各級政府轉變職能也是與基層“減負”相伴而行的。珠海一方面取消了對鎮街的經濟考核；另一方面，將居委會承擔的130項工作重新劃分，明確了鎮街和社區的主要職責是抓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讓居委會回歸社區自治的功能。而鎮街原有的行政工作則交由在社區設立的公共服務站辦理。今後，廣東對鎮街幹部的衡量標准將不再是看經濟指標，而是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上述《通知》和各地改革思路表明，發揮黨組織對社會管理創新的領導作用的思想將會一脈相承，黨組織將在其中發揮最為重要的作用。本報時事評論員李俊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