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日前下發首個國家層面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規範性文件，民政部等7部門召開會議，細化落實具體措施。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表示，“原則上不讓見義勇為者支付一點醫療費”。衛生部醫政司副司長郭燕紅表示：對見義勇為負傷人員，醫療機構必須堅持“先救治、後付費”原則，決不允許因費用問題而拒絕救治的情況發生。

　　在各類缺德事件不時發生、英雄流血又流淚引發社會強烈憤慨的背景下，高層出臺針對見義勇為人員的權益保護規範，無疑是弘揚社會正氣、倡導人間大愛的應有之義。從制度層面力挺英勇良善、為相關人員排解後顧之憂，值得公眾拍手稱快。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具體的落實效果有待觀察。

　　上級要求強調並不一定等於下級解決問題。我們看到過許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事例。某些上級認為自己強調過了，似乎就已“履職完畢”，如果再出問題，是下級執行不力，責任不在上級。其實呢，單純佈置任務遠遠不夠。在下級眼中，如果上級只提出任務要求，卻不給予政策、財力等方面的支持，難免導致矛盾焦點下移。對下屬而言，這是事權與財權不對等。至於分稅制帶來的各種問題、上下級之間的權力與財力博弈，上級當然一清二楚，但又不願放權與放錢。由此導致，面對一些下級在政策執行上的陽奉陰違，某些上級領導難以給予強有力的處罰——因為，不得不“體諒”下級的“難處”，領導自身的腰桿也不硬氣。在地産調控、遏制房價的問題上，上述情形表現得尤為突出。

　　有人還提出，“先救治、後付費”不應局限于見義勇為者，而應適用於一切需要緊急救助的病患。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也是人本社會構建的基本前提。

　　一些地方已然要求醫院對緊急病患實行“先救治、後付費”。在人道約束與輿論壓力之下，一些醫院雖在執行，卻是有條件的——救治僅僅局限于簡單的初期處置、讓傷者“有口氣”，至於後續怎麼治、動不動大手術，還得看是否有家屬與單位來交錢。縱然社會有再多的道德與醫德説教，自稱“不是慈善機構”的醫院也難以自掏腰包給重症患者徹底進行免單治療。

　　説到底，“先救治、後付費”的重點是，必須有人來買單。各級政府作為社會的守夜人，理當承擔起特殊人群的保障責任。現實中，人們更多看到的是無媒體報道、無社會捐款、無錢病患便難被救治。對此，有關方面顯然不能只是發文件了事。從高層到地方需要劃撥專項財政預算，保障相關經費足額到位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