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臥農晚年將精力灌注於兩個兒子的培養上。“文革”的動蕩年代，蘇臥農足不出戶，囿居芳村花地，他終日教兩個兒子蘇百鈞、蘇百揆學習花鳥畫，也得意於這樣的微妙接續，兩個兒子日後都在花鳥畫上得父親神邃，接續了父親對花鳥畫變革的探索。

　　翻開中國畫史，工筆花鳥畫因承載了太多傳統模式束縛，陳陳相因，缺少新意和靈性。如何為工筆花鳥賦神，融入畫者豐富情思？成為蘇百鈞、蘇百揆兄弟二人冥冥中共同選擇的藝術目標。

　　“當時文革沒有課上，我小學三年級起就在家跟隨父親學習，抄字典、背古文觀止，幾乎天天畫畫，還系統地跟父親學書法、篆刻、畫論。”蘇百揆回憶説。而他們自幼在父親位於花地的花圃內長大，家禽椋鳥、草木花果就生長在他們的生命裏。

　　豐厚的“花鳥畫”家學，讓哥哥蘇百鈞很快一鳴驚人。1984年，他考入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係，師從黎雄才、陳金章、梁世雄教授，專攻宋元工筆花鳥畫。1987年獲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新世紀初，中央美院為吸納嶺南花鳥的探索成果，將他調入中央美院國畫係花鳥教研室主任。

　　儘管從事着雕琢萬物的工筆花鳥創作，蘇百鈞一直在探索“意”的融入。對悟鳥語，獨領花義，感悟自然，體味生命。他在深刻鑽研宋代工筆的基礎上，廣泛吸收西方營養，面向生活，錘煉筆墨。筆下的草木花鳥氣象清雅而別致，勃勃有新意。在繁密至極的工筆花鳥畫中，注入情思神韻或淡泊空寂、或野逸超凡。

　　“他的創作重在造境，絹素空間成為花鳥生命的家園，均是有情、有感、有形、有意之境。可以説，他是新時期以來中國花鳥畫創作走向‘大花鳥境界’的一位突出的中年代表。”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這樣評價蘇百鈞。

　　而其弟弟蘇百揆則數十年不離花地，獨守父親當年的故地，潛心鑽研花鳥畫藝。與哥哥蘇百鈞學院化的立場不同，蘇百揆更為散淡、超脫，他現任廣東省青年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但基本推辭一切社會活動，成為一位徹徹底底以藝謀生的職業畫家。

　　讓人驚訝的是，蘇百揆為了捕捉禽鳥之精邃，數十年與禽鳥為伴。他常常於芳村花鳥市集購回各類山雀海鳥，養之數日，寫生完畢，將其放飛。竟然有一次，一隻“金相思”放生數次竟不願離去。他還幫一隻“赤翅鴉鵑”養好腿傷，此鳥極通靈性，蘇百揆將對它的寫生畫作懸挂墻壁，它見後竟雀躍起舞，如見同伴。

　　在花鳥畫的世界裏，蘇百揆似乎用藝術的方式為每一禽鳥、花卉尋覓“物語”。他筆下的蘭花，淡淡暗香，幽然君子之氣，像一隻彩蝶，讓人想到“莊周夢蝶”之意……緣於對自然物種長期而深刻的體悟，每一種花、每一種鳥，在蘇百揆的畫中都展現出獨特的“花語”、“鳥性”。有人説，蘇百揆的花鳥畫仿佛可以攝入萬物的魂魄，繁密精細到極致的工筆中，滲入畫家對一花一鳥的生命體驗，仿佛有一束束光，將萬物造化的靈性、神氣全然凝刻於一紙一絹，令人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