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監控超速行駛的電子眼是私人公司投資的，它開出的罰單還有權威性嗎？這樣的疑問並非無的放矢。廣東審計發現，該省有12個市利用社會資金建設28個“電子眼”項目，違反公安部及廣東省公安廳的相關規定。據悉，東莞早年就曾因私人企業運營電子眼，收取罰款當利潤，引發巨大爭議，後被廣東省公安廳叫停。最新的審計結果表明，這樣的情況在廣東並非個案。

　　“惡政”的惡果，並不必然隨著“被叫停”而終止。“電子眼外包”，本質上也是執法權、罰款權轉讓。執法主體本該是法定的公職人員，可當它被換成企業或私人時，難免備受質疑。

　　公共管理之所以為民眾所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有政府公信兜底。可若管理本身就違背法規，公信自然會被透支。“電子眼”項目，引入民間投資本已欠妥，允許收罰款當利潤，更給人“變賣公權”的觀感。

　　放權讓利，是時下政府改革的必然趨勢。公權部門退場，市場接盤，成為很多人談論社會管理新方向的現成邏輯。外包電子眼，外包城管，無疑是前衛的變革“探路”。只是，公權責任與商業利益的底線不應模糊，將執法權動輒轉手給私人、企業，明顯有悖于公共利益。實際上，執法權來自於民眾讓渡，這種“授權”不容輕易轉讓。

　　“電子眼”可以被外包麼？回答這點，首先需要厘清，權力機構的履職範圍哪些能被縮減。通常意義上，那些無故設限、自我賦權導致的“權力膨脹”，應當收縮；那些不需要強制力擔保的、服務類的職能，可交由成熟市場接管。但對“電子眼”的出資業務，以及它所宣示的裁定權、罰款權，應是公職人員的本分，不能輕易割棄。

　　公權歸公權，市場歸市場，這種分工，本該有著明晰的準繩。“電子眼”，是整套治理體系的一部分，與交通規則、交警力量等一道，構成了城市交通秩序的捍衛力量。如果，“電子眼”能被外包，對“交法”的解釋權、對交警力量的使用，是不是也可交由企業打理……執法者終須恪守責任，否則“執法”便失去了正當性。

　　權力膨脹，固然需要限權；可權力下放，不等於什麼領域都可以拋給市場。作為公共硬體設施，電子眼理當由政府財政出資；而作為維護交通秩序的工具，“電子眼”因為與特定的公職權限關係密切，也絕無隨意轉讓使用權、附送收益權之理。要知道，企業、私人本就不具備執法資質，而執法權也從來不能被擺上貨架，被廉價甩賣。

　　（相關報道見7月25日《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