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丹私刻醫院收費章為妻子騙取透析治療引起社會的廣泛同情，公眾捐款幫他還了所有騙款，一些輿論希望對他輕判或免判。這是道德與法律衝突的一個突出例子，但也是涉案者罪責較輕的一個例子。

　　最近幾年，公眾甚至部分公眾的價值取向經常對司法形成拷問，中國大量案件的判決在經歷輿論一輪又一輪的圍觀和審視。這大概是中國司法缺陷的現實反映，也是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補課過程。希望它能最終形成司法獨立與尊重公眾意見之間的準確分寸。

　　法律是道德的總結和固化，反過來又對道德提供了促進和保護。但法律又是標準化的，與道德相比更具剛性。法律會對與道德的日常接軌留出一定空間，重判或輕判的合法理由就包括道德考量，但法律有不可逾越的底線。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輿論有時會冒出要淩駕法律之上的衝動，似乎價值觀應處於社會管理的最高位置。一些力量對道德高地的爭奪非常投入，下力氣，與此有關。

　　由於中國社會的綜合質量還較低，來自權力的反道德行為時有發生，對道德的追求如今有了罕見的輿論號召力。但這樣的價值觀運動經常是雙刃劍，它如果損害到本來就不高的法律權威，就會增加中國的不確定性。

　　比如騙保在發達社會裏完全不被容忍，而普通中國人的大病醫療困難比醫保的嚴肅性更容易牽動人們的感情，兩害相權，對騙醫救妻的支持因此成了輿論的壓倒性聲音。

　　價值觀優先當遇到夏俊峰殺城管案時，就更加棘手。一些人以“城管有問題”為由，鼓吹夏俊峰是“抗暴英雄”，反對判其死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輿論對司法構成壓力的例子在中國已非新鮮事。

　　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真正加強並完善法制，並且在最迫切的民生及社會公平上有所突破，這是治本。

　　就當前來説，維護司法獨立十分迫切。它面臨擺脫兩方面的干擾，一是“政府意見”，二是輿論的不合理要求。現在看來做到這兩點都不容易。輿論不斷懷疑政府官員影響了一些案件的判決結果，現在輿論本身也在成為法官們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很多時候是正面的，糾正了不公正判決。但也有過分的時候，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大多都是從感性或價值觀角度出發的。

　　中國建立法制社會是艱難的，準確説，社會各層面，包括官員、普通人對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都不夠強，一些法官對法律打折扣的根本原因是這種大環境。真正嚴格執法既需要司法人員的敬業乃至獻身精神，也有賴全社會對公正司法的支持和力挺。

　　廖丹沒有因為救妻子獲得社會同情而否認自己騙醫的錯誤，這樣的認識方向值得鼓勵。社會在同情他的同時，也應支持在這一方向上的司法追究。我們相信法院會考慮案情的道德情節，但廖丹是否應承擔刑事責任，最終應由法院決定，尊重法院判決同樣是輿論的道德選擇。

　　在通往道德社會和法制社會的路上，我們既要敢於追求理想，也要在一些兩難選擇中保持清醒並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