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地理和環境管理系教授 geoffrey wall

　　近幾年來，生態旅遊的支持者認為，生態旅遊這種似乎全新的活動很可能既具有生態親和性又具有經濟收益性，從而具有化解生態保護和經濟效益僵局的功效。然而，全面考慮生態旅遊的環境、經濟以及社會效應，得出的結論是，許多生態旅遊也許只是“新瓶裝老酒”。如果要保證生態可持續性、文化敏感性以及經濟可行性，就其旅遊可能採取的形式，便會産生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

　　通常，無論準確與否，定義生態旅遊總離不開目的地特徵。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旅遊者人數及團體規模都不大，而且旅遊者都對環境因素感興趣。不可否認，生態旅遊的參與者會消費大量的資金。但這筆錢主要用於負擔旅行，花在目的地的通常很少。其結果便是，除了一些特別例外的情況，生態旅遊對地方經濟的影響很可能不會大。

　　對於設定生態保護區，以保護作為唯一的而且是應有的目標，已得到普遍認同。但是，始終有爭議的是，多數國家公園和野生地區，要求保護和使用同時進行。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實現保護，就必須允許可兼容的土地和水源利用，生態旅遊顯然是可選項。生態旅遊是一種合法的活動，為保護瀕危的自然地區，在吸引道德和資金的支持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可以為保護區周邊社區提供就業機會，並且可以為旅遊者提供環境教育。然而，這些潛力並不是自動生成的，必須有可行的政策及精心的規劃，包括幫助當地居民參與所進行的教育、培訓以及提供介入資金的機會，因為許多保護區並不是作為旅遊目的地設定的。在這樣的地區，隨著旅遊業的不斷增長，要想合理髮展，並使周邊社區獲益，管理人員就必須重新定義本地區來訪者的作用。

　　生態旅遊政策可以採取很多措施，例如，使用者必須支付的門票費和住宿稅，以確保擁有資金維護和完善資源基地；參觀團體旅行期間，必須聘用當地自然學家並使用當地的産品和服務。有幸的是，無論是遊客還是生態旅遊公司，其道德規範都在提高；如能堅持，許多過渡現象終將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