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到中部一個縣調研，問起地方最頭疼的事，當地幹部的回答竟如此一致——農村徵地拆遷！幹部們倒出苦水：“發展要佔地，你徵不下來地，沒法交賬；可是一徵地，就免不了上訪，弄不好會被問責，甚至丟‘帽子’。”據介紹，縣裏每年徵地拆遷引發的上訪佔了70%以上，許多幹部都得包村包戶，防“上訪”。

　　徵遷這麼難，仍壓不住一些地方政府衝動。當地幹部説，發展是硬道理，大項目不落地，發展無從談起。看看縣裏的規劃，每個鄉鎮、街道都有大手筆：國際商貿城、現代工業園、休閒度假島……推土機轟隆隆一過，城郊的地被推平了，房子拆了，許多農民被“進城”了。於是，一幢幢漂亮高樓拔地而起，GDP增速噌噌上漲，地方經濟財源滾滾。

　　然而，亮麗的成績掩蓋不了背後的問題。一些失地農民抱怨：“一畝地補給我們幾萬元，賣給開發商卻上百萬，不公平。”“過幾年補償款吃完了，生活怎麼辦？”部分失地農民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保障無份”的群體，引發諸多社會矛盾。

　　令人憂心的是，當前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許多地方在GDP崇拜和土地財政的推動下，低成本徵地拆遷的動力不減。城市發展缺地，就瞄向農村土地；城市建設缺錢，就去農村經營開發，處處是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土地增值收益一味向城市傾斜，犧牲農民利益換發展。據測算，近20年來各級政府向農民徵地約1億畝，徵地補償費與市場價的差價約為2萬億元。

　　只顧經濟利益，漠視農民權益，許多地方打著“城市化”、“公共利益”的旗號拆村騰地，趕農民“上樓”，甚至不惜暴徵強拆。光鮮的城市建設背後，農地非農化、農民失業化和無産化日益加劇。這種違背規律的發展，註定是潛藏風險的發展、不可持續的發展。

　　專家測算，目前全國失地農民人數有4000—5000萬人，而且每年還以300萬的速度增加。總體上看，他們既有別於農民，又不同於城市居民，就業能力弱，社保水平低，發展能力差，成為一個邊緣群體。失地農民的生存狀況應該引起高度重視。下決心推進徵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緩。

　　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徵地拆遷不可避免，關鍵是要明確政策導向和制度設計。對農民的徵遷安置不應是簡單的經濟補償，與農民做“一錘子買賣”，更應該考慮如何保障好農民的長遠生存權、發展權。要從制度上規定，把土地收益主要用之於農民。制定合理的補償機制，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民積累資産，促進失地農民生産性就業。充分尊重農民意願，讓農民平等地參與到農村土地市場的開發中來。地方政府沒有了暴利，自然就不“起早”了，徵地動力就會大大減少。

　　徵地拆遷何太急，多替農民長遠生計想一想，也許許多矛盾就能提前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