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晚，廣州市政協副主席、交委主任冼偉雄在發佈會上宣佈，在為期一年的試行期內，全市中小客車增量配額為12萬輛；為做好各項工作銜接，7月1日零時起的一個月內，廣州全市暫停辦理中小客車的註冊及轉移登記，後續各個月度平均分配增量配額；配置指標的具體辦法和相關程序將於7月底前發佈。突如其來的“限牌令”，引發當地汽車市場震動，也引起市民強烈關注。(《人民日報》7月2日)

　　“限牌”並非廣州獨創。上海的車牌拍賣、北京的搖號都是治堵手段。據廣州市交委表示，至今年5月，廣州機動車保有量240.5萬輛，其中中小客車167.4萬輛，是5年前的2.5倍，年均增長率達19.0%，而中心城區機動車排放PM2.5佔大氣總量的比例高達38%。如果讓汽車增量降下來，就能對降低交通壓力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或許這也是廣州市交出臺“限牌令”的最大理由。

　　然而，不少廣州市民對突然出臺的“限牌令”不能理解。例如，廣東易春秋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王旭陽説，“對於那些因為房價問題被擠到遠離市中心的郊區樓盤的年輕家庭，汽車已經成為生活必需品。政府應該為這部分人群想想解決辦法，做好配套政策，而不是簡單地一限了之。”而廣州一位市民也説，他的家在遠離市中心的番禺區，公共交通極為不便，必須買車代步，但“限牌令”完全打亂了他們的計劃。更讓他不解的是，如此和老百姓息息相關的重大決策，不用經過聽證就直接發佈，實在難以接受。

　　不能體現民意，這是廣州“限牌令”引發詬病的重要原因──7月1日開始施行，發佈則是在頭一天的21時，如此“神速”到底是為什麼？為什麼這一廣泛涉及民生的重大決策，既不見廣泛調研，也沒有聽證舉措，決策是如何形成的？而廣州市交委官員表示，改善方案將在一年試行期間廣泛聽取民意，充分徵求意見再行推出。如此“先限再聽民意”，又如何體現民意？

　　另外，有論者擔心，如何保障購車指標分配的公平也是一個重要課題。其一，搖號程序與制度設計能否杜絕尋租空間令人憂慮；其二，如何防止購車指標變成買賣指標的“灰色經濟”；其三，申購方式應該是以家庭而非個人為單位，否則難免出現已有幾輛車的家庭抽中指標，而家中無車的家庭卻啞巴吃黃連的情形。

　　更為重要的是，廣州的“限牌令”並不一定能夠取得想要的“治堵”和改善空氣質量的效果。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實施了限行、限牌措施的北京、上海等地，其擁堵問題依然十分嚴重。公安部數據顯示，“全國667個城市中，約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期出現擁堵”。難道所有的城市都需要通過“限牌”之類的措施，才能治理擁堵嗎？

　　應該説，“限牌令”只能通過控制汽車數量增長，延緩交通擁堵惡化情況，卻無力阻止汽車剛性增長。因此，要想解決城市交通擁堵，還得由根子上治理。比如，據説廣州市的公車數量有20萬輛之多，而香港只有200多輛公車，如果能限制公車，恐怕比單純限制民用車會更好地緩解擁堵壓力。另外一方面，還要科學規劃城市區塊，合理佈局公共資源，減少市民跨區出行次數。同時，大力投資興建公交系統，打造便利的出行環境，鼓勵市民在短距離出行時，選擇自行車、步行等綠色方式。(文/聞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