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萌萌

　　近年來,河北廊坊“9 20”批銷盜版圖書案、北京求知考試書店利用互聯網銷售盜版圖書案等一大批盜版圖書重大案件得到有效查處,圖書出版發行秩序明顯好轉,這既得益於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版權、公安等部門集中開展打擊侵權假冒等專項治理工作；也離不開各相關出版社或聘請專業律師收集證據,或深入現場掌握違法活動,或重獎收集案件線索,做出了有效配合。各相關出版社在打擊盜版案件發揮的重要作用得到政府部門的高度肯定,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單位及打盜版工作人員先後被國家版權局評為“全國查處侵權盜版案件有功單位及個人”。

　　工作在打盜版一線,對於政府部門的表彰肯定我們深感自豪,對在案件查處工作中出版社與執法部門的密切配合感到非常得力。但有時,也會感受到深入違法活動現場的危險,感到作為一個出版文化人活躍在打擊違法犯罪一線的“錯位”,也會想到能不能換一種方式打盜版。當前,出版社主要從三個環節參與打盜版工作:一是案件線索的收集和提供,二是隨同執法部門現場查繳,三是協助提供對涉嫌盜版出版物的認定意見。所謂換一種方式打盜版,就是出版社只負責對案件線索的收集和協助權利認定,不參與或不直接參與執法部門現場查繳。

　　這種打盜版方式有利於發揮出版社的自身優勢,會進一步提高案件查處效率。在打盜版工作中,出版社最大的優勢是熟悉産品、熟悉市場,全國各地主要的出版物批銷場所我們熟悉,市場上熱賣、遭受盜版風險大的出版物品種我們熟悉,使用盜版出版物的單位或範圍我們也熟悉。出版社集中精力對市場上傳播的涉嫌盜版出版物進行收集整理,固定線索,提供權利認定意見,是專業優勢所在,輕車熟路,必將大大提供盜版案件的投訴數量,為執法部門提供大量案源。按照當前的打盜版方式,出版社不僅要提供盜版案件線索和涉嫌盜版出版物認定意見,更要及時跟蹤案情發展,跟隨或引導執法部門進行現場查處,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在並不擅長的現場執法協助上,每年只能重點盯幾個大案件,只能對露出表面、比較囂張的盜版團夥進行打擊,大量的案件線索被擱置起來,無法對一個地區或區域的盜版活動進行整體遏制。這種情況下,大案年年有,而盜版時時在；嚴打期間、銷聲匿跡,風頭一過、正常開張,打盜版成效難以穩定深化。

　　其實,這種打盜版方式下對權利人的要求,也正是《著作權法》、《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對權利人的要求。根據《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第12條的規定,權利人進行投訴時只需提交申請書(應當説明當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以及申請查處所根據的主要事實、理由),權利證明、被侵權作品(或者製品)以及其他證據。版權執法部門收到投訴後,如果符合第12條的規定,就應該依法予以核查,作出是否立案的決定,並按照時限要求將案件查處結果及時向權利人反饋。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對依法查處侵權行為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隨著文化綜合執法改革的不斷深入,各級版權執法機構不斷完善、力量不斷壯大,政府對打盜版行政資源的投入也越來越多,這些都為更深入、更有效參與打盜版工作提供了重大機遇。在各級版權執法部門大力指導下,出版社專注市場和盜版出版物傳播動態,集中力量做好案件線索收集和證據固定工作,一定能在打盜版工作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