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李姓女子自稱找了“政府的關係”，從開發商手中拿得批條，可以7.8折購買兩套大南山紫園別墅，低於市場價839萬元。不過事後，開發商不同意按折扣價賣房，女子指其不講信用。近日，記者獲得的相關錄音顯示，開發商董事局主席龔某龍確實曾答應給李女士7.8折優惠。龔某龍説：“她説她是某書記的親戚，我才會給她這個折扣。如果她不是，我會給她這個折扣？”（《大河報》6月26日）

　　不管自稱是書記親戚的買房者，還是給出超低優惠價的開發商，其目的都是為了證明自己和權力很親近，而親近權力會為自己帶來更多的生産力——購房者可以在市場交易過程中獲得普通人難以得到的收益，開發商雖然表面上看“讓利幅度”很大，但從長遠看也是獲益的，因為給親近權力的人以額外好處，等同通過親近“親近權力者”和權力建立起親近關係，從而獲得更大的好處。

　　這也就是開發商之所以要反復強調購房者一定是某書記的親戚才能享受如此折扣優惠的原因所在，開發商的醉翁之意在於獲取“親近權力的生産力”，一旦要達到這一目的的基礎條件是錯誤的，開發商當然要撤回之前的優惠承諾。事實上，這也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對此現象不應當糾纏于個案，而應超出個案審視“親近權力就是生産力”現象産生的真正原因。

　　親近權力之所以能夠成為生産力，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社會的資源分配是以權力為圓心向四面八方擴散的，離權力中心越近，得到的社會資源就會越多、越好，反之亦然。當權力而非權利成為資源分配的重要甚至唯一標準，親近權力就會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不僅表現在給領導親戚超低價購房的具體個案上，更表現在人們的價值取向上。近日，由清華大學課題組發佈的《“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展”系列調研報告之二》顯示，畢業生最理想的單位類型是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佔到了六成以上。

　　當然，親近權力能夠成為生産力，也與權力運作的不透明和自由裁量權過大有關係。當權力既是資源的分配標準又是分配的手段時，與權力的親近程度就成為獲取生産力的重要標誌。同時，這也決定了太多人可以像那個購房者一樣，從虛構的與權力的親近關係中，獲取不正當的生産力，比如近年來屢屢見諸報端的假借紀委之名敲詐官員、冒充官員親屬騙取他人錢財等案例。從這個意義上講，掌權者本人既是“親近權力就是生産力”的受益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害者。

　　正常的社會情況下，親近權力是不應該産生生産力的，反倒是親近制度更能産生生産力，越是按照規則行事越能實現利益最大化。當“親近權力就是生産力”日漸流行並且被一些人運用到極致，説明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公權力，還處於非常不規範的運行狀態中。而要改變這一狀況，唯一的辦法就是對權力進行充分有效的約束，讓權力在陽光下規範運行，使得親近權力與否對於當事人的預期利益不會産生實質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