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食品安全，我以身試毒餐館400家！”這是一名叫“汪泳艷”的合肥律師走進東方衛視“東方大直播”節目時的開場白。節目現場，汪泳艷“以身試毒”的講述收穫了不少掌聲，同時，也遭遇“炒作”、“博出位”等質疑的聲音。

　　(詳見本報今日13版)

　　拿一個人的動機説事，其實是挺無聊甚至無恥的事情。我們還是把目光集中到“以身試毒”行為的本身來。汪泳艷的舉動又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思考呢？

　　想必，律師身份的汪泳艷比一般的公眾更懂得證據的意義。可是，她以身試毒餐館400家以來，卻沒有留下任何直接證據。用她自己的話説，在飯店後堂拍照取證、將食品打包拿去檢驗，這些都是她不可能做到的。於是，她能做的就是“以身試毒”。

　　如果説，還有什麼間接證據的話，那就是她的身體反應。她的“過敏性體質”與她試毒的經歷有著必然的聯絡嗎？汪泳艷給出堅決而肯定的答覆。她説，她除了一些商務應酬是在乾淨的餐館外，其他都是在這種路邊攤吃的。從這番表述看，有毒沒有毒，似乎就是乾淨與否，是能夠用肉眼發現的。真是如此，那食品安全也就不是什麼難題了。所以，她的這個肯定的答覆，怎麼看都像是一種有罪推定。

　　汪泳艷的意義或許在於，她站出來給大家一個提醒。遺憾的是，這個提醒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

　　面對棘手的社會問題，公民個體明知不可為而盡匹夫之力無疑是高尚的。不過，汪泳艷以身試毒不屬於此類。何為“不可為”，不乾淨的路邊攤有著龐大而穩定的顧客群，顯然不是什麼不可為之事。而且，堅持拍照取證、打包檢驗等汪泳艷説的“不可能”，竊以為，這些也都是可能的。媒體能一次次曝光食品安全問題，公民個人其實也可以，更有可能，律師出身的她會做得比記者更好。

　　本報記者李后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