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艷春

　　9日下午，杭新景高速上出現法拉利集體飆車。交警檢測發現，34輛法拉利中超速的有14輛超速，最高的時速達到了213公里/小時。超速車輛被交警處以罰款、扣分。（6月10日《今日早報》）

　　深圳“526”車禍慘劇，宛如一個難以癒合的傷口，仍時時刺痛著人們的心。飆車，已成為一種談之色變的“惶恐”，頻頻挑戰著“公共安全”的底線。連“免於恐懼”的權利都無以保障的時候，所謂的自尊與幸福指數，便也不過是鏡花水月、虛無縹緲。接二連三的事故皆由飆車所起，相關防範及查處機制的短板，亟需得到修正補強。剷除“飆車”毒瘤，要祭出“史上”最嚴厲的“抓手”。

　　但34輛法拉利高速路上集體飆車一幕的曝出，無疑讓人倒吸了一口涼氣。儘管得益於舉報，警方攔截並處罰了不少司機，如此浩浩蕩蕩的超速車群竟然可以從上海長驅直入進入杭州界內，也讓人懷疑途中的“電子眼”是否形同虛設。當一輛輛價值逾200萬的“豪車”，在路上玩起“你追我趕”的遊戲，風馳電掣，招搖過市之時，也相當於是給周圍的車輛和行人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倘有一個“車主”因沉溺于飛翔的速度中快慰地“得意忘形”，避讓不及，就極有可能釀成“連環傷人”。

　　生命容不得假設。脆弱的生命，需要寄附在一個安全有序的公共環境中。但顯然，飆車的存在，卻往往會將在路邊悠閒散步的夫婦、安然行進的騎車人，這些無辜的個體，推入命運的絕望深淵。沒有什麼理由能夠心存僥倖，更不應該忍受“如果”式自我安慰的漫不經心。在最高貴的生命面前，唯有將“飆車”的火苗剛一生出時便狠狠地掐滅，方能避免血淚事實的重演。

　　深圳市在那場引發了全市民意沸騰的“慘案”發生後，及時出臺法規，對飆車行為，一改之前含混不清的語義，予以了詳細嚴格地解釋和規定。這對於打擊“飆車”，鋪下了不錯的開端和基礎。可是，歸終到底，杜絕“飆車”之禍，還是要靠“防患于未然”。這就，離不開平日裏不茍不輟的嚴禁執法。

　　一方面，之於車輛和司機，應有健全的信息備案系統，對車主、車牌號進行一對一的鎖定，對於套牌、同車異主、一車多主的盲區，就不至應對起來手忙腳亂。這自然是基於“執法”的常規涵義而論，就是交管部門要對“飆車”及超速行駛等危險性動作，敢於“亮劍”。

　　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執法部門對自身的瀆職怠慢行事的人或單位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追懲機制。很多時候，監測及查處的不力不及時，也是導致悲劇的另一誘因。這需要，執法部門保持“十分”的注意力集中，不出現“燈下黑”。那麼，確切權責的邊界，明晰豎立起與權力相匹配的“監督”體系就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

　　“飆車”猛于虎，事先打擊防微杜漸，結合執法部門內部的問責督導倒逼，才能將其“危害”降至最低。

　　(來源:齊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