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犯是如何改造的？曾經“高高在上”的他們能否適應牢獄生活？是否會因為身份特殊而受到特別關照？帶著疑問和好奇，記者近日探訪了長沙監獄。“很多職務犯初入獄，仍帶有強烈的官員身份意識。”長沙監獄教育科科長馬力説，一些服刑人員曾經是上下屬關係，到監獄後，“領導”還在指使“下屬”幹這幹那，如要求交換床位等。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入獄不久的王某向麓峰監區民警打了一份報告：我是一名副廳級幹部，申請享受與此級別對應的營養餐。（《法制日報》6月8日）

　　王副廳級幹部“入獄後身份意識強烈，打報告要營養餐”，這讓我們看到了什麼？在筆者看來，這裡面的種種怪象都是貪官特權意識從獄外延伸到獄內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習慣性特權的霸道，並且，在“強烈的身份意識”面前，我們又似乎見到了官員“特權合法化”的跡象和徵兆。

　　學者俞可平先生曾直言擔心腐敗向特權轉化，他説：“這實質上是讓腐敗合法化。現在官員的待遇已經足以保證他過體面的生活，應當減少特權，比如用車、醫療和住房等。近年來，住房方面的腐敗也日益突出，有關部門應當開始研究官邸制度。既保證官員在位時體面而有尊嚴地生活，又防止大批國有房産變相地持續流失。”而貪官即使到了監獄，也不忘記“指揮”下屬，也不忘記索要“營養餐”——“ 我是一名副廳級幹部，申請享受與此級別對應的營養餐”，這句好似理直氣壯的話除了讓我們覺得好笑之外，更感到憂慮——這是“階下囚”的應有表現嗎？歸根結底，如果不是把特權“合法化”了，有哪個“階下囚”敢提出這樣的要求呢？

　　進一步説，這是我國官員對特權迷戀的結果，也是習慣性特權“潛規則”長期作用的結果。一般而言，特權是指個人或集團憑藉經濟實力、政治地位、身份地位等而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所享有的特殊權利或權力。這些權利或權力有的為法律所規定，有的在法律規定之外，它們都是建立在對權利或權力分配不公正的基礎之上的。正如學者西耶斯所指出的那樣：“無論何種特權,其目的自然都在於免受法律的管束，或賦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種事物以專屬權利。”

　　因此，要遏制和消除官員的習慣性特權意識，就必須運用法律手段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殊利益和專屬權利，從根本上遏制特權階層的滋生和蔓延。對官員而言，就是要認識到，權力不是為了製造特權而存在的，掌握權力更不意味著自己就成了特權階層，惟有對人民負責，對公共利益負責，才是最理性的抉擇。否則，貪官的身份意識再強烈，恐怕也是笑談，更是給我們一種“不知今夕是何年”的黑色幽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