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博問政的30堂課》一書的出版,讓“微博問政”的話題再度進入公眾視野。著名學者鄭永年在該書的序言中提出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話題: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強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會墻”。那麼,微博問政該如何問?

　　自2009年微博産生以來,影響日盛,類似圖書也陸續推出,大致為兩類,一類是微博營銷,比比皆是,一類則是微博問政,鳳毛麟角,所以有人稱《微博問政的30堂課》是“微博問政第一書”,並不為過。

　　圍繞“微博問政”的命題,書中數十位“微博達人”各抒己見,妙語紛呈。鄭永年在該書序言中説:“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強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會墻’。這一道道墻當然不是由鋼筋水泥砌成的,而是這些墻存在於社會各個群體和各個角色之間,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在資本和人民之間,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等等,不一而足。”

　　媒體人徐百柯在評論該書時説,《微博問政的30堂課》勾勒出網絡互動時代的基本政治輪廓——從政府的角度講是開放透明和承擔責任,從社會的角度講是公共理性的建立,在制約政府的同時節制自我。從“行政”到“政治”,這不僅是認知上的提升,也是含義上的深化”。

　　應該説,這種論斷不無道理。如果説2010年是“微博元年”的話,那麼如《人民日報》所報道,2011年被稱為中國的“政務微博元年”。

　　據報道,截至2011年12月10日,僅騰訊網通過認證的廣東省政務微博就有399家,其中包括252個黨政機構微博,147個官員個人微博。而幾乎同一時間,經新浪網認證的政府和官員微博已增至約2萬個,而微博用戶的數量早已破億。

　　同時,免費午餐、微博打拐等一系列微博熱點事件的發生,説明了微博對於促進社會和諧,有著重要的意義,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也愈發不能忽視。圍觀即參與,分享即表態,“隨手轉”可能就會帶來“蝴蝶效應”,引發輿論集中,推動事態發展。

　　學者胡泳在談及互聯網近十餘年的發展趨勢時,曾列出了十個向度的關鍵詞,分別是網絡維權、網絡圍觀、公民新聞、網絡惡搞、網絡社群、網絡動員、網絡監督、網絡問政、網絡扒糞和網民權利。這些耳熟能詳的關鍵詞,就像一把把手術刀,每一把都足以讓我們深度“讀懂中國”。在互聯網跨入“微博時代”後,在這些領域所發揮的功能,也必將“升級”。

　　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長蔡奇,是首位微博粉絲突破百萬的省部級官員,他認為“政務微博實際上就是對政府行為的一次改革”,“我們要走進民眾,就得改變自己,改變我們的學風、網風、乃至政風。”從改革的角度看微博,不能不説是微博的希望所在。

　　當然,前不久推出的系列微博管理措施,雖然給微博的成長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正如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章劍華在書中所説:“微博參政問政,應當説有這方面的功能,但對此決不要過分誇大,畢竟有很大的局限與缺陷。”

　　但是,作為互聯網技術上集大成的社交平臺,微博帶來的最大影響無疑是開放性的思維,在當前社會管理交叉著法治、人治和媒治的背景下,微博的成長性又確實給人以期待,因為從“技術賦權”的角度看,微博天生就是個“拆墻者”,作為一種工具,它提供的是“問責性技術”。魏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