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的民族矛盾制約了中亞國家的互信，而“後院”的認知又限制了中俄兩個大國介入的力度。

　　6月6日─7日，在全球經濟復蘇和地區安全困境的陰霾下，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將在北京舉行。

　　與會各國雖炎涼不一，但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俄羅斯剛進行了一場爭議大選，中國則經濟增速出現下行趨勢，中亞各國經濟增長緩慢且社會變革壓力明顯。

　　如何將這種焦灼與制度框架內共同的行動綱領和政策實踐挂鉤，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位俄羅斯學者曾評價説，“五國會晤機制給中俄提供了和平的後院，也使中亞國家免於顧此失彼的煩惱。”

　　這句話從積極意義理解，是説五國間的會晤機制實現了中亞廣袤空間的和平與穩定；但從消極意義看，顯然各國的戰略重心是不會移到後院的。

　　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飛速發展的今天，各種區域安全與合作組織眾多且相互疊加相互競爭。

　　中亞地區戰略位置險要且開發潛力巨大，這是其長；基礎薄弱、開發成本過高則是其短；在綜合優勢並不凸顯的情況下，上合組織自然難以讓成員國做出過多的資源傾斜。這是上合組織所面臨的大環境。

　　中俄投入有限，中亞各國自身基礎又薄弱，上合組織在經濟上態勢平淡屬於意料中事。需要注意的是，上合組織頂層設計與各國實際困難之間的背離趨勢也日漸明顯。

　　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騷亂，雖然在上合組織的各種會議場合常常被回避，但上合組織的缺陷顯露無遺。

　　首先，是上合組織成員國複雜的民族關係。吉爾吉斯族和烏茲別克族之間的族群矛盾最終導致了一個政權的垮臺。

　　第二，騷亂表明，上合組織部分成員國內缺乏消化吸收民族矛盾、建構國家共同體的能力。民族矛盾在任何多民族國家都有，只有像吉爾吉斯斯坦這樣將民族矛盾與家族政治、地區差異、威權體制結合為一身，才會使矛盾迅速演變成流血衝突和政治動蕩。

　　最後，不安全的政治社會體制，使上合組織區域內的和平特別依靠集體安全原則的實現。不安全的政治體制給外部介入和干預製造了無窮盡的藉口，這就要求上合組織內穩定的多邊集體合作。

　　但是，複雜的民族矛盾制約了中亞國家的互信，而“後院”的認知又限制了中俄兩個大國介入的力度。美國能夠對吉爾吉斯斯坦施加壓力最終引發鬱金香革命，就是上合組織內部協調力量缺陷的明證。

　　雖然鬱金香革命已經過去很久，但是上合組織所受到的傷害卻沒有彌合。一個明明存在新區域體制的地區，最終卻通過傳統的政治手腕恢復了和平，這對新機制而言情何以堪。

　　自此，無論是自貿區建設還是共同防務，任何倡議在上合組織內都面臨一個同樣的尷尬境地：誰都不曾拒絕哪怕最激進的建議，誰都不曾充分投資哪怕最保守的建議。要麼是能力不足，要麼是缺乏意願。

　　在一次次會談後，我們發現，該組織完成的最好的任務依然是五國會晤時設定的目標：安全的後院。

　　其實，這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了，有了安全的後院，各國就可以從容不迫地漸漸解決問題，追求突破。

　　但這也是一服緩藥，它是靠消極的等待實現緩慢的積累。乏人關注使上合組織的氛圍相照歐盟、東盟等成熟地區機制而言無比寬鬆，這種寬鬆有時可能會産生意外之喜。　　　　于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