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對埃及學還一無所知。但他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這一學科的各個領域，很快就熟練地掌握了所必須具備的古代埃及語知識……不只一兩位考古學家證明他對不同類型遺址的發掘技能都能掌握，並能融會貫通。我堅信，一旦他回到中國，他就會成為蜚聲考古學界的學者。”1938年6月30日，倫敦大學學院考古係格蘭維爾教授在一封信中如此稱讚夏鼐(1910—1985)。

　　1934年，夏鼐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獲得庚子賠款提供的獎學金赴英留學，但直到1936年4月，夏鼐才確定了治學方向——埃及學。

　　這個選擇無疑是艱難而勇敢的，因為考古學不容易結業、學位不易獲得，要學文字、學發掘技術、看大量參考書，學業不可謂不重。一般留學生都不會這麼幹。但夏鼐覺得，留學就是為了兼通世界學術、發揚中國學術。

　　志向定了，剩下的就是發奮學習,刻苦讀書了。夏鼐在1938年日記的末尾寫到：“今年第一季以參加發掘，漫遊近東，無暇閱書，4月底返英時，一共只閱過十來本書。以後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從事于串珠之編目，偷閒讀書，一年僅閱過80部書，頁數達19534頁(小説及雜誌中論文不算在內)。”“無暇閱書”還讀了80本書，這讓今人情何以堪？

　　夏鼐主要看三類書：埃及學及古代近東方面的專業書籍、考古學技術及理論方面的最新著作、人類學名著。除利用學校圖書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資源之外，夏鼐將幾乎一半的獎學金都用來買書。

　　夏鼐非常注重用中國人的眼光看古代文明，在歷史比較、文化比較的框架下，糾正西方學者的偏見。同時，了解東西方學者的差異，尋找互補之處。學象形文字，學中埃及語語法，學僧侶體象形文字，學新埃及語……到1937年底，夏鼐還翻譯了《辛努海的故事》、《胡夫與魔術師的故事》、《溫納蒙出使記》、《真理被遮蔽》、《奧賽裏斯與塞特的爭鬥》、《荷魯斯與塞特》等古埃及文作品，這是埃及學專業學生至少需用兩年時間才能完成的功課。

　　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4月初，夏鼐先後參加了埃及兩處遺址的發掘。此時他已經確定了以古埃及串珠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抗戰全面爆發，同在倫敦學考古的曾昭燏心憂家國，辭歐赴國難。夏鼐送她離開後繼續求學。二戰爆發，倫敦大學考古學系停辦，夏鼐本來準備回國，但格蘭維爾教授安排他繼續求學。自1939年10月底到1940年12月初，夏鼐再赴埃及，進行了11個月的研究考察，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準備工作。(熊建)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