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議

　　魏文彪

　　報載，廣州番禺區法院對“孝子殺母”案一審宣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鄧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正如法院審理認為的，鄧明建幫助母親服農藥並導致母親死亡，雖然構成故意殺人罪，但他是在母親年老患病産生輕生念頭，並積極請求購買農藥情形下，幫助母親完成心願的，故與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故意殺人行為有別。同時鄧明建近20年來贍養母親一貫孝順，又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因而對其從輕處罰並適用緩刑。法院的這一判決既合法理又合情理，容易得到公眾的認同。

　　不過，換一角度看，鄧母去世前患有腦血栓，右半身癱瘓，走路要靠拐杖，但家裏沒錢，因而一直沒去正規醫院治療，在老家也只是請鄉下中醫看一下……可以想象，如果當年鄧家所在地包括醫療保障在內的社會保障機制是完善的，能夠對像鄧母這樣貧困家庭的患病老人實施充分的救助，鄧家的負擔和壓力或許可以減輕，這樣的人倫悲劇或許就不至於發生。因此，“孝子殺母”案的背後，引發的是對社會保障與救助機制的思考。

　　應該説，這幾年隨著政府投入加大，特別是在醫改方面的鉅資投入，一張覆蓋全社會的保障大網已初步成型。但也無需諱言，過去相當一段時期，社會保障尤其是農村的社會保障存在不少空白地帶，“有病難醫”的並不僅僅是鄧明建母親一人。即便是這兩年取得巨大進步的農村醫改，也面臨如何進一步提高保障水平的問題。在這方面，政府和社會各方的努力永遠不應有盡頭。

　　番禺區法院司法監督員黎萬麗説：“孝子殺母”不只是鄧家的悲劇，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的悲哀。她希望以此案向社會公眾普法，更希望相關部門能認真思考目前社會保障、醫療、司法等制度中需要改進的地方，進一步完善社會救助。誠哉斯言。我們期盼社會保障機制越來越健全，不僅僅是為了避免“孝子殺母”的悲劇重演，而是在更大程度上促進民眾民生福祉水平提升與社會公平和諧。

　　魏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