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溫州一位老闆因超生被徵收社會撫養費101萬元，首次突破百萬紀錄。之後，這個紀錄屢屢被刷新。近日，瑞安市塘下鎮有對陳姓夫婦，因非法生育第二胎，被瑞安市計生局罰了130萬元，創下了溫州徵收社會撫養費之最。（5月30日《都市時報》）

　　超生，以前是越窮越生，現在已然成了富人能玩得起的遊戲。趙大叔的小品《超生遊擊隊》中的情節，早已作古。本來，違法超生，剔除不可抗原因，防止出生為第一追求。但是，如今違法所生，有哪一個是在無法查證的情況下超生的？甚至，只要手握票子，就可以在執法者眼皮底下堂堂正正地生！既然收取社會撫養費是明文規定，又最經濟最簡單，當然首選！但這正是普通公眾的憤怒所在。

　　其一，貧富懲罰不公。對於普通人的超生，幾萬元的超生成本，可能就使得一個家庭陷入生存窘境而“自願守法”，但對像陳姓夫婦這樣的富人而言，即便罰款130萬元，或許根本不算什麼。財富佔有無法求取公平，但用錢就可以很輕鬆地打通生死界限，有錢就能享受法外開恩，用錢贖購法律尊嚴。以法律之名褻瀆法律，以公平之名損毀公平，這是不是另外一種不公平？其二，罰款去向不明。既然是社會撫養費，就理當被嚴格管理，既要收得有依據，還要花得看得見，更要花得是地方。有報道説，去年我國31個內陸省市總徵收社會撫養費為279億元。當然富人“貢獻最大”。如此鉅額費用，在許多地方卻“去向成謎”。社會上還有那麼多學習生活條件艱苦的兒童亟待救助；那麼多孩子吃不上一隻雞蛋，乃至嗷嗷待哺；校車安全問題依然牽動著國人的心……如果這筆撫養費直接讓全國兒童受益，人們的質疑之聲還會如此強烈嗎？人們當然更想弄清真相：這些錢到底“撫養”了誰？是被隨意花掉了？是被當做“三公消費”的資金揮霍掉了？還是進了某些人家的小金庫，抑或直接進了個人腰包？其三，執行政策走偏。理論上説，收取社會撫養費之目的，一為懲戒，二為警示，但如今，你超生我罰款，乃至乾脆坐等收錢。以執行政策之名，行為部門謀利之實。當“罰款經濟”成為一種“創收”手段，違法超生的不合法就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也便為人們尤其是富人超生洞開了方便之門。“瑞安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現象較為嚴重”，答案正在這裡。而罰款數額一旦成了橡皮泥，也必然為腐敗留下了空間。

　　然，這一頑疾並非不治之症。藥方有三。其一，切斷財路。將社會撫養費一律納入國家金庫，讓相關部門沒有絲毫支配權限。沒了利益可圖，就失去了“為罰而罰”的滋生土壤。其二，強化考核。對相關部門的考核，不看罰款收多少，而是問少生幾個。如果再有足夠力度的懲處措施，富人超生不會絕跡，但至少會少生許多。如此罰了生、生了罰的惡性循環就會根本扭轉。怕的是，這或許正是某些人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其三，修繕政策。對於罰款數額等不適應時代的條例，需要重新界定，超生漏洞不塞，制度就很難不在部門利益的綁架下委曲求全。而正本清源的關鍵，最終還得看決心到底有多大。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