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5月26日文章，原題：中國能否逃離低收入陷阱？ 儘管中國的發展模式帶來了30年的經濟騰飛，但在這種模式下，很難出現“中國的蘋果。”

　　過去30年來，中國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像中國一樣如此迅速的致富，可以大規模的減貧。在每個西方遊客眼裏，中國的超現代基礎設施使世界其他地方變得相形見絀。一路走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獲得了解放。

　　但是，隱憂依舊存在，環境的惡化使癌症成為導致死亡的首要原因，“一胎化”政策使中國面臨著成為首個未富先老的社會，中國政府和公眾現在開始意識到一個更大的問題——中國當前成功的發展模式是否會引發“低工資陷阱”的出現，外包工廠規模變得越來越大，但不一定使中國邁向世界經濟格局的高梯位。

　　換句話，中國的公司能否從組裝ipad發展到研發自己的蘋果品牌，幾乎每一個蘋果産品都在中國製造，但工人和供應商從中只可以賺到10美分（每部），剩下的利潤歸美國的設計師和股東、日本的零件製造商、德國的機器製造商、和世界各地的零售商所有。對美國而言，問題是這種安排使上層人士而非中産人士，獲得更多的獎勵。對中國而言，問題是搞清楚如何在一開始就獲得更多的回報。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的商業利潤向名牌企業傾斜，中國的世界知名企業出奇的少，創新性最強，獲利最充足的是一些小型分包商，而先前不景氣的國企卻成為規模最大的公司。韓國的人口還不如中國的一個城市人口多，但卻擁有比中國更多的世界知名企業，如三星，LG。人口數量不及上海或北京的荷蘭也如此。

　　提出中國能否創造一個“中國的蘋果”的挑戰並非在於侮辱亞洲人的創新性，只有實現社會和制度創新才可以擺脫“低工資陷阱”，儘管可以生産出真正蘋果，豐田，大眾，波音品牌的社會各有不同，但它們擁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強調知識産權保護，保證大學的獨立性。

　　生物技術和制藥，先進的能源技術，互聯網應用和航天這些行業在西方國家的出口和獲利中佔很大比例，中國也希望在這些領域中取得進步，當前的第12個5年計劃就強調這一點，我們將從中國在這些領域中取得的成績和失敗中了解它的潛力所在。

　　為了迎接下一階段的繁榮和發展，為了趕超其他富裕國家，中國的體制不得不從這些國家身上吸取更多的不可控制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