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原校長、知名教育改革家劉道玉在深圳直言不諱地批評當前高校“道德滑坡、精神虛脫、學術泡沫”。“很多學者進不了長江學者，就巧立名目，搞了一些以名山秀水為名的學者，黃河學者、泰山學者、天山學者、閩江學者、贛江學者、珠江學者，名號有38個之多。(《北京晨報》5月28日)

　　一個要命的問題是，現在已經有了“38種名山秀水學者”，那麼，第39種離我們有多遠呢？站在破窗效應的立場上，在筆者看來，第39種名山秀水學者的出現似乎指日可待。由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的破窗效應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沒有得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和誘導，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起來。在名山秀水學者問題上，這一理論同樣適用，第一種名山秀水學者的出現無疑有著強烈的暗示和誘導作用，或許可以這樣認為，正是有了第一種名山秀水學者出籠的啟發，才有了第二種……而在名和利的共同作用下，第三十九種的出現恐怕不是虛言吧？

　　但是，名山秀水學者的一窩蜂出現，顯然不是好事，一個最簡單的判斷就是──“用名山秀水命名學者，改變了實質沒有？沒有，他們還是原來的學者”。正因為如此，這是大學病了的體現，更是“道德滑坡、精神虛脫、學術泡沫”的集中詮釋。不過，在筆者看來，把一切罪過都歸為學者並不合適，儘管有些學者是在迎合乃至是索取，但名山秀水學者的設立者和大學主體性的沒落更不應被忽視。

　　從本質上説，我國大學的主體性還是處於缺失狀態。這是因為大學的內在邏輯與外部壓力産生了深刻矛盾。大學與外界壓力的矛盾一方面根源於近代以來大學由社會的邊緣角色向社會中心角色的轉變，各利益集團帶著各自的利益紛紛介入大學事務，對大學産生干預，學術自由受到排擠。另一方面，大學應該是從事高深學問的機構，追求真理、發展學術，但在社會的政治、經濟等各種壓力下，大學隨波逐流，逐步放棄了學術自由的追求。另外，官員可以在學校任職，大學喜歡根據官方的指令辦事，失去了自覺的自我意識，目標過於功利化，學術管理官僚化等。正是這些複雜因素的綜合作用，才導致了大學功能的泛化，大學學者人格的非獨立性，由此也就出現了名山秀水學者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