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孩

　　如今，參加任何一個會議，我們都會看到桌子上擺滿了名簽。這樣做的好處，可以讓與會者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個好處是，可以分清參加會議者的級別、身份。在一切都講究程序的今天，這似乎也無可厚非。但問題是，這樣的嚴肅氣氛，總讓人有距離感，顯得生分。

　　今年是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週年，各級各地都在舉行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延安我是到過幾次的，《講話》的會議所在地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我也參觀過。雖然今天裏邊的擺設不一定都是原來的物件，但大體是相似的。1942年5月2日到23日，座談會共開了21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親臨大會，傾聽文藝家發表對文藝工作的看法。毛澤東一共參加了三次，並於5月23日閉幕時代表黨中央發表了講話。不久，他又在此基礎上講了兩次，最後，把三次講話統一成一個講話，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題，正式發表。從此，《講話》一直作為黨的文藝方針，延續到現在。

　　在中央大禮堂參觀時，我注意到，當時開座談會並沒有主席臺，更沒有所謂的名簽，人們很自由地坐在普通的木椅板凳上，有的乾脆坐在土坯磚頭上。但這次會議開得很熱烈，很民主，甚至很激烈。關於這次會議，黨中央準備了很長時間，在此之前的近一年時間，毛澤東曾多次找蕭軍、丁玲、羅峰、白朗等作家座談，這從毛澤東與蕭軍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到。關於《講話》的內容，並不是毛澤東即興所講的，在之前他也曾多次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表述過他的主旨思想。因此，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集中了全黨和廣大文藝家集體智慧的結晶，所以才真正成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很多老作家、老藝術家回憶説，在1995年以前，文聯、作協開會從來沒有擺放名簽的，也很少設主席臺的，通常是圓桌會議。在座位順序上，也不大講究，完全是憑著感覺。發言時，互相插話是常有的事。不像現在的會議，森嚴壁壘，座談會、研討會成了吹捧會、紅包會、傳達文件會、論資排輩會。特別是頒獎會，主體不是獲獎作家，而是領導，是贊助商。正因為如此，使文壇顯得很浮躁，作品顯得空洞，脫離群眾，脫離生活。

　　我以為，紀念《講話》時，不能只圖三兩天的熱鬧勁，而是要長期地堅定地貫徹執行下去。中央領導同志近年多次提出要“三貼近”“走轉改”，實際是在提醒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始終如一地堅持與人民群眾緊密結合的文化自覺，只有這樣才能找到我們的文化自信，實現我們的文化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