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中華讀書報》報道,近日,施耐庵故里江蘇興化被中國小説學會命名為“中國小説之鄉”。而各地以文學命名風潮正興,湖南汩羅被命為“中國詩歌之鄉”,安徽肥東被命名為“中國散文之鄉”,山西聞喜被命名為“中國報告文學之鄉”,寧夏西吉更是被命名為“文學之鄉”。

　　讀了這則消息,很容易使人聯想起近年來興起的文學作品中名人故里的爭奪。如安徽亳州與河南安陽“曹操故里”之爭,山東陽谷與安徽黃山的“西門慶故里”之爭,等等。前不久又聞《烏龍山剿匪記》中的拍攝地,將飾演“鑽山豹”的演員住過的一間房命名為“鑽山豹故居”,並由當地官員帶原作者前往參觀。發展文化産業,時興文化旅遊,發掘名人故里,本無可厚非,但鬧騰過度,甚至離了譜,則是對文化的傷害。從爭一部作品中的名人故里,到命名一部作品的作者出生或生活過的地方為“什麼之鄉”,不能不説是一種怪異的出新。

　　作品是文化的豐碑。還是要多創些作品,少命名些“之鄉”。歷代文學先賢,如果利字當頭,就不可能寫出傳世佳作。沒聽説歷史上有哪個地方因為出了寫一部(首、篇)小説、詩歌、戲劇、散文的作者,就被命名為“什麼之鄉”。古人可能比今人更懂得一個簡單的道理,“之鄉”是什麼,是這個地方“盛産小説”,“盛産詩歌”,“盛産散文”,甚或人人都是寫小説、詩歌、散文的高手,這似乎不太可能。

　　文化的著力點放在哪,説到底這還是一個文藝服務的方向問題。今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週年。針對當時文藝方面存在的問題,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廣大文藝工作者按照講話精神,創作出了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優秀文藝作品,如《白毛女》、《兄妹開荒》、《小二黑結婚》等。這個被文藝界稱之為“汽燈下的結論”,其實無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乃至新中國建立初期都一直在閃耀光芒。我們耳熟能詳的《黃河進行曲》、《回延安》、《創業史》、《暴風驟雨》、《火種》等等,無一不是在“雙為”方針指導下結出的果實。

　　任何時候生活都是創作的源泉。文藝工作者,只有“甘當小學生”,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才能寫出最新最美的文字。今天我們並不缺少生活,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同樣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奔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程更會如火如荼。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只要堅持“雙為”方向,適應時代需要,立足“多打些精神糧食”,並與所有的“勞動群眾”相結合,就一定能創作出更多的記載這場改革的、人民群眾認可的、可以載入史冊的作品來。相形之下,命名“什麼之鄉”並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