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央三令五申嚴禁公款旅遊，相應的督查監管也越來越嚴厲。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公款旅遊卻屢禁不止，而且為了規避檢查、便於通過審核，一些公款旅遊往往以“變裝”的形式出現，手法越來越隱秘。僅僅在不到一年時間裏，已有多起新型公款旅遊事件被曝光，其形式之多變不禁讓人咋舌：公款旅遊為何這般難治？（5月22日《人民日報》）

　　儘管治理公款旅遊的措施越來越多，但是，在“高壓線”之下，仍有一些部門、單位不退縮，通過越來越巧妙的“馬甲”，如黨員為赴港澳遊謊稱非黨員，還有故意不顯示單位，與此同時，一些旅行社相當配合——偽造邀請函、會議通知等進行出國（境）旅遊，把真的邀請函叫做簽證函，假的邀請函叫做報批函，專門應付因公出國（境）考察管理等。可以説，所有的治理措施都被官員和旅行社一一肢解了，進而推動了公款旅遊從“馬甲化”到“匿名化”的驚險一跳。

　　但是，就筆者的觀點，公款旅遊從“馬甲化”到“匿名化”的異化，説到底是治吏治權出了問題。因此，除在一定程度上贊同“國家嚴令禁止依然無法根本性改變的原因是國家沒有建立公務會計制度、辦公資産管理和公務接待存在問題、決策缺乏科學理性等”外，更要認識到，這是治理權力者出了問題，因為規制公款旅遊行為最重要的是對權力進行規範和對權力進行制約。但公款旅遊從“馬甲化”到“匿名化”的異化，能看到對權力的制約意義嗎？

　　可以説，公款旅遊的核心問題是對公款開支權的濫用，公款得不到有效管理。在發達國家，對公務消費的監督，媒體、公眾的力量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在密切監督之下，政府官員不敢隨便用公款吃喝、旅遊，不敢進行違規消費。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曾這樣説道：“政府官員也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在政府裏如在商場裏一樣，我們必須試圖建立一種制度，在此制度之下，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受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而服務於公共利益。”要解決公款旅遊問題還是要從制度設計的角度入手，進行有效的規範、監督，對公共財政支出進行規範的審批，向社會充分公開，加大監督和制約等。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公款旅遊從“馬甲化”到“匿名化”的荒誕和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