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掖平

　　在70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面對當時延安文藝界較為封閉的接受現狀,毛澤東從時代戰略家的高度談到了關於文藝的繼承與創新的一些問題:“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産,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的借鑒……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東西。”這種全面“拿來”的勇氣和魄力顯示了他對待古今中外優秀文化遺産的開放情懷。但毛澤東不滿足於文藝創作僅僅停留在繼承和借鑒的層面上,他進一步指出:“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倣,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這就從辯證的角度論證了繼承與創新之間的相承關係,並使之發展成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凝聚在《講話》中的繼承與創新精神在之後相當長的時代語境裏依然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延安的秧歌劇運動就是一場秉承《講話》精神而對舊秧歌加以借鑒改造的文藝革新運動,並在解放戰爭期間向其他解放區推廣普及,有力地配合了民族救亡和階級翻身的時代主題；建國後文藝創作中的新古典主義傾向以及革命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原則,都顯示出當代文藝借鑒和繼承傳統和西方優秀文化遺産的審美脈動與價值旨歸；1956年提出的“雙百”方針也反映出黨和國家對待中外文藝作品的寬容心態和多元視野,有力地促進了學術文化事業沿著更加寬廣的道路不斷前行,鼓勵著文藝工作者和學術研究者在借鑒和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邊區文藝在整合創新多種文化資源中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並呈現出向全國“燎原”的旺盛態勢,最後匯聚成言説革命記憶和時代建設的民族大合唱,由此形成的關於苦難、青春、勝利、成長和幸福的主題敘事彰顯出一個走向新時代的偉大民族熱烈昂揚的精神面貌。因此,這一階段的文藝創作對民族性的挖掘和現代性的探索都帶有《講話》精神的重要影響。

　　新時期以來,學界和文藝界關於民族性和現代性的論爭依然可以看出對《講話》中繼承與創新問題的深沉反思。1980年代尋根派與先鋒派之間不同的思考向度所延續的實際就是《講話》中創新方向的論述命題。而1990年之後尋根派的消弭和先鋒派的後退並不意味著這種思考已經走向完結,至今意猶未盡的“國學”和“新國學”話題,正昭示著當下學界對待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的思考更加走向深入。具體到我們山東的文學創作情況來看,新世紀以來張煒的《你在高原》、趙德發的《繾綣與決絕》、陳佔敏的《黃金四書》、劉玉堂的《尷尬大全》等作品的相繼涌現並在國內文壇産生重要影響,就是一批在整合齊魯文化、本土經驗與西方詩學精髓的契合點上成功創新的典型性文本。

　　因此,重溫毛澤東關於繼承與創新話題的重要論述,傳承70年前的《講話》精神,將對當前文藝創作沿著科學發展的道路繼續推進具有更為深遠長久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