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的職務責任守住了對生命敬畏的底線，社會與公眾的道德邏輯才不至於處於“缺氧”狀態。

　　近日，一則《溫縣警車遇交通事故見死不救開溜》帖子在網絡流傳。溫縣公安局回應稱，當事民警因要到廣東出差辦案，又現場觀察兩名傷者肢體反應明顯，所以未予救助即離開現場。目前已對當事民警記大過處理，辭退涉事協警。（5月18日《河南商報》）

　　即便有了官方回應，諸多細節迄今仍是謎團：譬如當事網友表示“多次撥打110無人接聽”，是否真有此事，又或者報警系統是否存在疏漏，無從得知；譬如當事警察以“我們是溫縣的”為由拒絕救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儘管官方回應增加了兩個前提，一是確定“已打110報警和120救護”，又現場觀察過兩名傷者肢體反應明顯，二是“要立即到廣東出差辦案”——但“管轄説”是不是拒絕救治的主因，未可知曉。

　　無論如何，放任公民處於危險境地而疏于救治職責，是無可置喙的事實。而事實席捲起的公權作為之疑，可能比拒絕救治本身更讓人心冷。

　　“著急辦案”的警察不論是否在其轄區之內，在遇到民眾有生命危險的情況時，都應伸出援手，這也是公職人員最基本的要求。

　　《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産安全受到侵犯或者處於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可見，及時施救是無條件的且不得推諉的。“著急辦案”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牽強的理由，更何況，辦什麼樣的案比救護生命更重要呢？

　　但從法律責任上來説，《人民警察法》儘管規定了警察救助公民危難的職責，但並未規定警察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這一職責的法律責任。

　　雖然對警察見死不救追究刑責，早有司法判例，但僅是個案。1999年5月12日，河南省項城市新橋派出所副所長趙紹光路遇車禍，見死不救，致使一名傷者因得不到及時搶救而死亡。法院以玩忽職守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這起案例的判決並不具有可複製性。

　　在現實中，也僅有個別見傷不救的警察因傷者死亡、媒體曝光等原因被追究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眼下，當事民警也僅以記大過處理，辭退涉事協警。正是法律責任的低風險縱容了一些警察見傷不救的僥倖心理，也讓部分警察的職責意識模糊或丟失。

　　法律上的職務責任守住了對生命敬畏的底線，社會與公眾的道德邏輯才不至於處於“缺氧”狀態。（轉自新京報，版權所有，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