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敦基

　　確乎，新聞無學，記者無學。問題是，記者一旦有學，那就了不得，那就使記者通曉世情這個天然的長處馬上得到昇華，爆發出五彩繽紛、光怪陸離的天才之花。

　　前幾年了，有個專家斷言：大陸沒幾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作為社科工作者，我沒什麼反應。但面對媒體當時的瘋狂鼓噪，我很想説一句：難道如今有合格的記者嗎？當時忍住沒説，現在説説無妨，都過氣了。

　　只是時到今日，好像仍然沒有公認的名記者。當然，今天沒有名記者，不一定是記者本身的問題。但是，卡普欽斯基這個名字，足以使將原因全歸之於外部因素的我們羞愧。

　　卡普欽斯基，波蘭人，1932年生，1956年成為記者，2007年去世。他工作的環境與我們相差無幾，但他在1978年出版的《皇帝》一書，很快被譯為英文和德文，在世界上一舉成名。隨後，他以1979年伊朗革命為題材的《伊朗王中王》在1982年問世，又被迅速翻譯成多種文字，好評如潮。我自己正是從這本書得知作者姓名的。在書店裏第一次買到他的書，則是《和希羅多德一起旅行》了。

　　《和希羅多德一起旅行》不像另兩部書一般以報道神秘地帶的政治大事取勝，但一定蘊含了卡普欽斯基成功的一部分奧秘。快速讀完全書，我的猜想得到了證實。希羅多德的《歷史》，是現存西方第一部偉大歷史著作，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出版了王以鑄的譯本，我也曾讀過。但是看卡普欽斯基讀《歷史》，仍然時有開悟，有時不禁擊節讚嘆。

　　如《歷史》卷首前五節寫的是希臘與波斯爭戰的原因，第六節就扯到呂底亞的克洛伊索斯身上去了。為什麼要寫這麼一個突兀的開頭？卡普欽斯基説，這就是希羅多德的寫書技巧。一本書的開頭必須吸引人，而以女人被搶這樣的事作開頭，是多數讀者感興趣的。這個説解顯然別開生面，而又言之成理。

　　像這樣的解讀到處都是。比如説，我們知道，希羅多德記載下多個民族的歷史故事，卡普欽斯基就問，希羅多德以什麼身份出行遠征？他是一個商人嗎？抑或是一個外交家？他是一個間諜？還是一個旅遊者？他是怎麼去記錄當時人的講述的？憑什麼人家要跟他講述？……諸如此類，他在一本陳舊的歷史中讀出了許許多多的新問題。

　　當然，這本書不僅是古代歷史的解讀，書中還穿插了作者在印度、中國、非洲等等擔任駐外記者的複雜經歷。關於中國和印度的比較，確實別具只眼。卡普欽斯基走遍世界60多個國家，親歷27場革命和政變，4次被判死刑，40余次被拘押。在這個意義上，他與希羅多德心心相通他們都是跨文化的研究者。

　　如何成為一個名記者？卡普欽斯基就是最好的解剖對象。確乎，新聞無學，記者無學，問題是，記者一旦有學，那就了不得。那就使記者通曉世情這個天然的長處馬上得到昇華，爆發出五彩繽紛、光怪陸離的天才之花。

　　而記者的領導者們，千萬不要再被狹隘的地方主義和實用主義蒙蔽雙眼。希羅多德是波蘭人嗎？伊朗與波蘭有啥關係？關鍵是人盡其才，更關鍵的是，你要寫得足夠好！

　　《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卡普欽斯基著，烏蘭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