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鋒的日記裏，有不少他做好事受到讚賞、獎賞的記錄。1962年元旦，他在日記中寫道：回顧入伍兩年來，由於在實際工作中做出了一點成績，部隊黨委就授予自己“模範共青團員”和“節約標兵”光榮稱號，並給記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這使雷鋒內心十分激動，決心在新的一年裏繼續努力，“做各項工作中的紅旗手”。

　　讚賞、獎賞，進一步激發了雷鋒的向上之心、向善之行，使人深感：賞者，政之大德也。

　　毋庸置疑，作為一個地方、一個企業的領導，都希望自己的員工有強烈的向上心和向善心，使氛圍似春天般溫馨，工作如秋日碩果纍纍。可是這些未必都能如人所願。原因有很多，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賞罰不及時、不到位，使賞罰的功能減退、錯位。

　　賞，關係著為政者肯定什麼、反對什麼，讚揚什麼、鞭撻什麼。古往今來，有識之士都對賞罰十分重視。唐代史學家吳兢在《貞觀政要》中直言：“國家大事，惟賞與罰”；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在《乞優賞宋昌言札子》中明言：“國家大政，在於賞罰”；一代偉人鄧小平更是充分肯定“應當有獎懲制度”的提議，並且指出，“重在鼓勵，重點在獎”。足見“賞”在國家大政中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

　　賞，是一種讚賞。當雷鋒在大年初一的撫順火車站，為一位老太太拿包袱、扶上車並找好座位時，老太太由衷地讚揚：“你真是毛主席和共産黨教育出來的好兵。”善則賞之。這種讚賞，讚的是充滿陽光的善心，賞的是躬身行之的善舉。

　　賞，是一種獎賞。雷鋒在入伍的兩年中，被記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有功就賞，能使為善者日進、圍觀者思進。這種賞，使德教在不教其中：用肯定之行勸人行善，用榜樣之力催人奮進。

　　賞者，其德在即時。對為善者及時肯定、即時加賞，有益於使行者堅守其善，有利於使觀者嚮往其善。反之，過時而賞，甚至過時不賞，就很難起到正面的激勵和導向作用，甚至可能使為善者失其所望，疑其所行；使圍觀者失其所向，惑其所守。

　　賞者，其德在核真。天上有真假猴王，地上有真假李逵。假猴王會作亂，假李逵會搗鬼。這就需要核真。賞，不可加於無功，更不可加於假功。無功賞之使人惑，假功賞之使人姦。這就需要丁是丁，卯是卯，做事考其功，建言考其用，賞當其勞，罰當其罪。

　　賞者，其德在民心。賞，要聽民心、觀民意、順民情。民心不可逆，民意不可忤。賞一人而千萬人心悅者，堅決賞之；賞一人而千萬人心寒者，決然不賞，且要罰之。因為，民心是桿秤，善惡分得明。

　　韓非子在《八經》中言：“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賞者之德，亦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