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生》海報

　　由於站在“對壘好萊塢”的檔期，承受了比別的國片更多的眼光和壓力。如《黃金》導演寧浩自己所言“可能是觀眾比較關懷咱自己的電影，所以都罵的比較狠。”而即將上映的《殺生》則更像是被“華語保衛戰”這一大主題硬綁過來的“壯丁”，導演管虎不斷強調“我是中生代導演！”“什麼保衛戰，都是扯淡！”則表明他對於媒體給自己以影片定位的不滿。

　　這裡我們先談已經上映的《黃金大劫案》和《匹夫》。很多人從兩部影片中看到了其故事的不合理性和無邏輯性，也有很多人從中能看到了兩片導演風格化、個人化的印記；然而除此之外，我們能否看到兩部影片對於行業本身的些許責任感呢？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來自於其它地區的“外援”在這兩部電影中被弱化到了盡可能低的程度。在這兩部已經上映的電影中我們看到了兩套幾乎“全內地班底”的主創陣容。不僅如此，《黃金大劫案》還大膽啟用了兩位內地新人做男女主角，並以眾多“石頭係”的演員為基礎打造配角團隊，這般“眾星捧月”為兩位新人吸引到了盡可能多的聚光燈。而《匹夫》則將張譯和張韻藝兩位內地“電視新人”引薦到電影中來，一方面讓他們在電視劇中産生的影響力能被國産電影所借用，另一方面實際也為行業摸索出屬於內地自己的“明星製造鏈”進行著進一步探索。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看《黃金大劫案》和《匹夫》便可以找到更多的積極意義。作為“全面迎戰好萊塢”的排頭兵，這次是內地影人第一次“甩下拐杖”獨立迎戰。差距是一定存在的，票房數字是一定遜於對手的，但如另一位青年導演陸川所言“別去拿數字衡量我們對中國電影的赤誠之心”。中國電影在經歷了20世紀初十年的“古裝片時代”與“合拍片時代”之後或許會由此上到一個新的臺階。一方面某“二屆國際卡梅隆紅毯節”在為好萊塢侵佔中國市場積極帶路，將中國大片的製作模式全面引向“與好萊塢合拍”的歧途；另一方面我們在青年導演身上也看到了中國影人自己的執著。前者的模式只是體現我們“傻多來”的國際延伸，而後者代表的才是整個民族電影産業的未來。

　　趙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