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前足協副主席、原足管中心主任南勇出庭受審，其所涉及的17項犯罪事實浮出水面。此案不但有不少俱樂部涉案，亦有個人捲入其中。比如國腳鄭智為了去國外踢球轉會，曾給南勇送手錶，前女足主帥李霄鵬為了參加培訓，也曾給南勇送物品。

　　鄭智送禮的行為是否涉嫌行賄？竊以為，答案是否定的。

　　按照我國刑法規定，行賄罪的主觀構成要件為“牟取不正當利益”，而鄭智向南勇送表所要求的具體利益，卻是再正當不過的。當時鄭智正欲留洋英超，按照國際足聯的規定，球員在合同期滿後即可自由轉會，無須徵得原俱樂部的同意。中國足協作為國際足聯的會員協會，理應按規辦事。

　　但足協當時執行的轉會規定卻是另一套傾向俱樂部利益、妨礙球員自由轉會的“土辦法”。鄭智正是受困於此，不得不向南勇和足協求援。鄭智對自由轉會的訴求，不但合法，也未妨害到行業的公平競爭。

　　與其説“鄭智送禮”有問題，不如説它折射出中國足壇腐敗生態的兩個根深蒂固的大問題。

　　其一，足協管辦一體，官員權力過大，以至於像球員轉會這種原本完全無須足協瞎操心的簡單事，竟也成了需要送禮才能過關的難事。

　　其二，缺乏規範操作，“潛規則”氾濫。由於缺乏一套標準而明確的程序和規範對收禮的行為加以明確約束，以至於諸多權錢交易假“禮尚往來”之名，在規則的灰色地帶大行其道。不少官員也因此麻痹大意，誤以為收禮乃是天經地義。

　　而有些國家在“禮尚往來”這個問題上有嚴格的規定，界定得非常清楚。如法規明確規定除非特定情況，下級不得給上級或工資低的不得給工資高的僱員送禮。所謂特殊情況包括，價值不超過10美元的實物禮物；在辦公室大家一起分享的食品；與其他受邀者一同享用的家庭派對等。在這樣苛刻的規定面前，多收1美元的禮物也會讓一個人丟掉官職，恐怕很多人也就不敢大膽收受名錶、名包等貴重禮品了。

　　在“球員送禮”案中，當然需要反思足協的權力過於集中等問題，也應該反思，如何通過制度的完善和細化，斬斷官場上“禮尚往來”的不良文化與傳統。（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