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審議《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修訂草案）》。草案一大亮點是賦予城管部門現場查封權。草案規定，城管執法機關發現在建違法建設的，應當責令立即停止建設；拒不停止建設或者拒不自行拆除的，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機關應依法查封施工現場。

　　賦予廣州城管現場查封權，一樣會令城管部門陷入爭議的泥沼。很顯然，賦予城管現場查封權繞不開兩個問題：其一，擴權有無聽證、徵求意見的環節？其擴權的法律依據是什麼？其二，城管部門能否當此重任？要知道，現場查封行動容易發生衝突。

　　所以，可以預見的事實是，讓城管擁有現場查封權，既師出“曖昧”，又極有可能令城管形象進一步污名化。不過，較之未來的結果，我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廣州市政府對城管的“擴權衝動”。近年來，因為城管部門合法性不夠、性質晦暗，以及職責範圍無邊界的弊端日益顯現，呼籲對其限權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共識，廣州市政府為何反社會意見而行之？在我看來，它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種管理美學心態。

　　廣州的城市治理當然面臨著難以估量的壓力，不過傾斜性長期地把管理執法權讓度給城管部門，就只能説明，在廣州

　　更高級別的城市治理者看來，一切的城市問題都只是管理問題。所以，為了實現管理上的美學秩序與整齊劃一，伴隨著城市化的加劇趨勢，當地政府對城管無限擴權，讓更多的政府職能部門參與到本是單一管理的社會事務中來。可問題在於，這種治理充其量只是游離于表層的。

　　不錯，讓數量眾多的城管執法人員參與到對違法建築的拆除中來，會加速實現城市秩序美學。問題是，它根本無法消除城市違法建築産生的土壤。城市違法建築因何而生？它其實是城市化進程的必然。一方面，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他們一時又無法在城市購房，自然只能搭建種種臨時的棲身之處；另一方面，小産權房歷史遺留問題留存，且一直未得到明確解決。顯然，要讓城市中的違法建築消失，還需要在福利升級和政策限定方面發力。

　　城市的管理者要更好地管理城市，最有效的方式，應該是致力於提供城市良性秩序形成和穩固的底座式條件，而不是這個秩序本身。太多的權利賦予，只會讓城管這支“妾身未明”的隊伍，距離秩序維護者的形象越來越遠。從這樣的角度來説，“擴權城管”的管理方式，必須被更有內涵與所指的路徑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