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南昌的一位農民工熊春根，在上工時手指被鋼筋打斷。在醫院治療後，因囊中拮據中止治療。工廠老闆接到求助電話時推脫很忙，農民工因負擔不起治療費用，手捧斷指離開醫院。後來，迫於社會壓力，老闆將熊春根帶到一家收費更便宜的醫院，墊付5000元押金，沒等熊春根進手術室就離開了。（4月22日《北京晨報》）

　　悲哀，卻真實，特定年代、特定群體，總會忍受某些特定的荒誕。最可近的現實，已一再印證了，那份根深蒂固的無力。熊春根的不幸，絕非始於今日，而“手捧斷指”的震撼場景，不過是長久積累的一種爆發。當一朝悲情廣為週知，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生活狀態的習以為常，也竟發生了動搖，乃至惴惴不安起來。

　　針對“熊春根”的悲劇，各式的反思與對策，從四面八方湧來。有人説，必得完善勞資協議，推動企業提供法定的保險保障；另一些人則認定，必得重塑醫院的公益性，“無錢不救”的冷血當適時休止；還有一些人堅信，唯有最縝密的社保設計，方可從最根源處杜絕此類事件……善心瞬間噴薄，所謂“癥結之根”和“治症之策”，儼然不加思考、無須求索，便可信手拈來。

　　凡此種種，都是真誠的情緒表達。可是考量到，此間一貫如此的“做法”，即時性、強烈的民輿表達，想必也絕難自稱“無

　　愧”吧？當某種不合理狀態一直存在，甚至人盡皆知而見怪不怪，藉之“極端事件”才可喚醒一絲憐憫與聲援——“正義者的聲音”，不是太早、太強烈，而是太晚、太麻木了！熊春根，只是萬千熊春根中的一員；“斷指難醫”，亦只是諸多“惡事”裏的一件。為什麼，眾人對“惡”的批判難以一以貫之，對“弱者”的馳援也不是穩定持續的？

　　現代人的同情心與正義感，其“門檻”正在變高，“忍受度”也在硬化。大眾媒介時代，受眾與傳播者，加速趨同：越發重視“話題性”，習慣於將稀缺的注意力，集中于突出、離奇的偶發元素之上。熊春根的故事，所以備受關注，與其説是因為那“弱者的生活苦境”，不若説是“手捧斷指，求醫無門”的符號形象。理應普適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如今也變得“選擇性流露”了。這，無疑是另一種“不幸”。

　　人類社會之偉大，之向上的動力，很大程度仰仗于那種對“良善”的信仰，仰仗于生活共同體的共濟互助傳統。只是，當我們的悲憫心，一步步退化，直至可以放任日常之惡，只對某些“符號性意象”拍案而起，難道不是可悲的自我放逐嗎？從熊春根到熊春根，總是一個無解的循環。關鍵是，人們的同情心與正義感，必須恢復到那種最純粹的狀態，即不僅對“極端後果”情緒激動，更應對日常的“造惡過程”明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