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功實施學生營養餐計劃的國家來看，學生營養餐法治化、充分信任群眾團體、促進公眾參與、形式多樣等是普遍做法。

　　4月9日，雲南鎮雄縣塘房鎮頂拉小學300多名學生，在吃了學校統一供給的營養餐後出現腹瀉、高燒等不適症狀。記者從孩子們口中得知：“當天吃了米飯、豌豆、小瓜、葵瓜，豌豆聞起來是臭的，很難聞；但是不吃不行，要被罰款，老師説不吃，一次要罰10元。”

　　3月13日，雲南鎮雄縣木桌鄉六井村倉坪小學59名學生因食用免費營養午餐出現問題後，雲南省教育廳等部門還專門召開會議，下發整改通知。孰料才過二十多天，悲劇再次在鎮雄縣上演，且人數更多、影響更壞。距離貴州織金縣八步鎮小學食用營養餐之後出現大批學生身體不適也不過十天！

　　免費營養餐造成學生集體食物中毒頻現，不但給學生、家長帶來傷害，給學校、教育管理部門帶來困擾，也令政策效用、善意大打折扣。表面上，頂拉小學的中毒事件中的“臭豌豆”與“壞制度”(不吃完要罰款)的疊加效應，有偶然性，而稍加探究，我們便會發現，偶爾之中有必然。在倉坪小學事件之後，雲南省教育廳提出幾點：學校食堂要憑證營業、食堂工作人員要持證上崗、要嚴格執行有關衛生操作規定、學生食堂必須退出承包經營模式等。而據記者調查，這些問題在頂拉小學也一樣不少！安全隱患多多，出事故是必然的。

　　問題不獨雲南、貴州，從去年秋啟動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普遍面臨實施困境：地方政府責任不明確、地方官員及教育管理者的積極性不高——“計劃”實施出現“兩頭熱中間冷”的怪象，一些地區連中央的專項撥款也不願及時足額下撥、缺少配套資金投入、資金存在被挪用的風險、許多偏遠山區學校條件極差、3元數額偏少——不向外發包，學校無力承擔零利潤經營，承包經營必然“雁過拔毛”，導致“營養流失”。當營養餐質量要拜承包商良心所賜時，食品安全也就堪憂了。

　　與一些國家實施數十年相比，我國的學生營養餐計劃才蹣跚起步，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用發展的眼光審視，國家層面的學生營養餐計劃必須著力解決三大難題：地方政府能動性、資金保障以及組織建設。如果説，地方政府能動性是中央政策能否得到不折不扣落實的前提，那麼，資金、組織建設則是物質、執行效率的保障。而所有這些，都有待更多的制度供給。

　　從一些成功實施學生營養餐計劃的國家來看，學生營養餐法治化、充分信任群眾團體、促進公眾參與、形式多樣等是普遍做法，有些經驗應該拿來，為我所用。法治化是破題的第一步。學生時期的供餐和營養問題事關國民素質、國家未來，是一個長期任務，因此需要剛性的法律規範。明確地方政府行政職責，讓地方政府不敢懈怠；細化經費來源，疏浚集資渠道——中央、地方、社會、家長等，保證營養餐有源頭“活水”；完善監管制度，保障每一分錢、每一份愛心都花到孩子身上。

　　地方政府包攬學生營養餐，難免存在效率問題，因此有必要適當放權，讓民間組織拾起擔子，為政府分憂。如美國，ASFSA就是唯一的全國性組織實施學生營養餐計劃的群眾團體。在我國，也有一些個人、民間組織在這方面表現卓越，值得信賴，如鄧飛發的“免費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