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工業用明膠流入制藥企業，在中國社會引發新一輪轟動。衛生部長陳竺對媒體説，對藥企誠信“還是要有信心”。公眾也相信，並非所有制藥廠都會為降低成本這樣幹，但食品藥品行業漏洞頻出是鐵的事實。國家監管與公眾的期待存有巨大差距。

　　中國食藥行業的問題當然不能全怪監管不嚴。從根上説，它是中國社會的道德及法制水平與現代工業社會的要求不對稱，食藥産品的現實安全水平與消費者快速增長的安全要求不對稱。只有中國社會的綜合發展才能逐漸兌現這兩個平衡。

　　然而在現代信息環境下，每一次食藥安全事故都可能成為重大輿論事件，它們對社會安全提出的挑戰以及經濟損失波及，都可能遠遠高於其本身造成的生物學危害。對有害食藥的擔心很容易發展成社會恐慌，進而演變成對政府監管不力的憤怒。

　　中國最近幾次食藥安全事故的後果甚至比上述情況更嚴重，有少數人將這些問題上升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質問，一些非理性和擴大化的情緒在互聯網上此起彼伏。

　　根治食藥安全問題似乎在我們的社會裏無從下手，在道德上向生産者喊話一直作用不大，而要加強政府監管，法律的整體執行水平還形成不了所需要的嚴厲。

　　讓老百姓“理解”當前的實際情況，給醫藥安全更多的形成時間，也是枉然。社會對公眾安全危機的反應永遠是激烈的，一些過頭的情緒表現可以理解。

　　政府唯一可做的，就是加強監管，強行拉高中國法律執行的嚴厲程度。比如對非法生産的食藥企業實行特殊的“傾家蕩産”式處罰，並將這樣的處罰常態化。對具體責任人堅決追究刑事責任，並且擴大刑事追究面，對犯案者使用高量刑等等。

　　每個社會的道德和法制水平都不是齊頭並進的，都有過一兩個突出的領域貢獻了特殊的推動和示範。在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食藥安全都曾做過“主戰場”，美國上世紀初成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當時就獲得了僅次於聯邦調查局的權力，制止了囂張的食藥造假。

　　現在到了中國同前工業化時期社會管理已經麻木的部位做英勇切割的時候。祭旗的這一刀，就應砍向食品藥品的造假者，以及對他們牟利提供了協助和方便的人。這樣的祭旗一定會帶來觸動，新的知覺逐漸向其他領域蔓延、傳遞，社會的麻木不仁面會一點點縮小。

　　實際上這幾年一些食藥造假者已經受到了倒退一些年不可想象的嚴懲。這樣的懲罰應當更深更寬，應加強對瀆職政府官員的依法追究，這樣的嚴厲會很快轉化成社會的信心和希望。

　　中國不僅處在社會轉型期，而且每一個領域的轉型速度都很快，銜接不上的情況會經常發生。這很難説是絕對的“壞事”，但它們當時帶來的痛苦卻很真實。中國社會必須認真降服或至少抑制住每一個具體問題，才能形成駕馭全社會轉型的整體從容和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