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知名雜文家。

　　衝擊波

　　湖南省乒羽管理中心副主任黃穗失蹤數年，直至近日代表澳大利亞出賽，才算有了下落。這件事，引起人們對優秀運動員加官晉爵現象的關注。

　　運動員是這個社會的特殊角色。他們負載使命，由“舉國體制”包攬，從小就是以訓練和比賽為全部生活的人。脫穎而出、摘金奪銀者，實屬幸運。對運動員，只看有人當官，不看有人潦倒，不可謂全面。但看全面，不意味著要贊同對運動員應當獎勵官位或者任其潦倒。體育局下設各類運動管理中心、訓練中心，就是“舉國體制”的表現。若非體制如此，何須那麼多體育官位？

　　像黃穗那樣，當官數年，未曾履職，工資照發，官位不廢，而人已在澳大利亞打球，這屬於官員管理問題。但如果僅止於此，就還是在“舉國體制”之下思考問題。在這一體制下，優秀運動員出任運動項目的管理和訓練官員，不止是作為獎賞和安置有合理性，而且有益於“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因為更多的運動員官員不是空名，而是能幹實事的。

　　只是“舉國體制”已經顯示了越來越多的弊病。它除了可以量産競技金牌，既不增進全民健康，也不實現負責于運動員整個人生的發展。運動員不被解釋為自由個體，而被解釋為國家工具，由此帶來運動員與國家關係的扭曲，圍繞體育的敘事全部納入“國家榮譽”框架。摘金奪銀，是為國爭光，同時要先“感謝國家”；競賽失利，屬於給國家丟臉，有時幾乎被視為罪人。

　　“舉國體制”對運動員身體和學習的黃金時代進行了徵用，自然應當為這種徵用産生的後果負責。優秀運動員之所以被賞官位，是因為在長期前途來説，國家對優秀運動員沒有更好的獎賞。但在這種錦標主義的標準下，肯定有更多的運動員既承擔了被國家徵用後競技失敗的苦楚，同時未能獲得響應國家徵用的應有對待，於是對國家産生不滿乃至抱怨。

　　一旦將體育從“舉國體制”中解套，那麼失去的或者是一些金牌，而得到的將是體育真諦的呈現，運動員個人興趣和自由選擇的恢復，以及運動員獎賞和安置上“國家主義”邏輯的廢止。

　　放眼而觀，社會體制幾乎在任何一個方面要實現對人的肯定，都只剩下給官帽子這一種辦法，“賽而優則仕”、“學而優則仕”、“唱而優則仕”、“經營優則仕”等等，並無不同。一種正常的社會，不只是不需要“舉國體制”的體育，也完全應當在制度設計上廢除官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