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一個多月，當“世界銀行行長金墉”頻頻出現在世界經濟新聞中，中國人很容易會産生錯亂感。此“金墉行長”當然非彼“金庸大俠”，而是韓裔美籍醫學專家、著名常春藤大學達特茅斯學院校長。16日，世界銀行集團正式宣佈他當選為第12任行長，並將於6月底接替現任行長羅伯特佐利克。當人們聽著如此東方化的姓名常常出現在世界經濟的核心新聞中時，再説“西方並沒有衰落”的話，恐怕多少都有點假。

　　從1945年世界銀行誕生至今，行長一直由美國白人擔任。這已成了國際潛規則，幾十年來從未有其他國家的候選人與美國人競爭。而在這次，多個發展中國家破天荒地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參加競選。這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東西方之間權力轉移”後的再一塊“多米諾骨牌效應”。

　　在那些骨牌中，發展中國家正在漸漸地擴大在世界銀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表決權，包括林毅夫、朱民在內的越來越多東方面孔出現在世界經濟的頂級舞臺。我們當然不奢望有一天，所有跨國組織的董事局會議上都是東方面孔，但現在比起過去清一色的白人面孔，整個局面變得更多元化，更國際化，而不只是西方化。

　　當然，我們無需按中國人的傳統思維，對金墉的當選有過多的想象。金墉作為美國推出的人選，是美國公民，在履行職務時不可能不反映美國的利益。但有一點是不可忽視的：作為韓裔，金墉有可能比其他美國人更熟悉東亞國家的文化和亞洲人的思維模式。世界接受他為世界銀行行長，與其説是美國對亞洲地區經濟發展潛力的高度重視，不如説是東西方經濟力量博弈的某種折中。

　　或許此金墉對世界經濟史的意義，無法與彼金庸對武俠小説的意義相比，但後人再寫世界經濟史時，一定會把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爆發視為某種實質意義的分水嶺。儘管變化的過程是漸進的，但變化是實實在在地發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