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之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高頻詞是其好友巴菲特的名字，倡導“給我加稅”的股神與奧巴馬想要營造的中産階級護衛神形象不謀而合。在奧巴馬的國情咨文演講現場，巴菲特秘書成為第一家庭的座上賓；近期奧巴馬頻繁穿梭于全美各地，為民主黨即將在國會提交的個人收入所得稅改革方案助威，所到之處言必稱巴菲特。

　　美國需要“巴菲特規則”嗎？答案是肯定的。

　　從定性的角度來看，巴菲特等億萬富豪繳納的聯邦收入所得稅率低於辦公室裏的清潔工和秘書，顯失社會公平，這樣的稅收杠桿鼓勵的是投機文化，無益於社會的良性治理，民主黨此次提出年收入超百萬美元的富翁聯邦收入所得稅率不能低於30%，此主張有利於社會財富的扁平化。蓋洛普的最新民調顯示，有60%的美國民眾支持“巴菲特規則”。

　　從定量的角度來看，向16萬億美元大關逼近的美國公共債務定時炸彈必須要有拆除的那一刻，接近1/4的百萬富翁所繳稅率低於年收入10萬美元至25萬美元的中産階層。在受金融危機影響而導致稅源大幅下降的2009年，由於各種稅收漏洞，竟然有1470名美國百萬富翁當年分文沒有繳納聯邦收入所得稅。在普通工薪階層收入增幅遲緩的當前，共和黨議員保羅瑞安提出要給百萬富翁每年再減稅15萬美元的做法對聯邦財政而言，自然是雪上加霜。

　　但“巴菲特規則”能治愈美國的稅收痼疾嗎？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巴菲特規則”的劑量顯然不夠。白宮測算的數據顯示，這一方案在未來10年內僅能帶來不足500億美元的稅入，也即每個財年新增不足50億美元的稅源，這僅相當於近年來1.2萬億美元左右的年度財政赤字的0.4%，用杯水車薪來形容毫不為過。

　　其次，白宮的稅收政策需要擦去道貌岸然的色彩，美國的財政紀律也需掙脫選票主義的綁架。儘管共和黨的低稅收、小政府主張飽受攻擊，但是共和黨在稅收政策上保持著較為一致的連貫性。但在今年2月，白宮提出要減少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率，如今又提出要增加部分群體的個人收入所得稅率，左右搖擺讓其政策背後的經濟理念顯得模糊，定向選擇的“干預性政府”傾向是當前白宮很多政策的特色。

　　再次，美國稅制改革不僅是一個調整稅率的問題，更需剔除五花八門的稅收漏洞，否則稅基難以擴大。2011年家庭年收入超過78萬美元的白宮第一家庭所交聯邦收入所得稅率僅為20.5%，低於奧巴馬的秘書，大量的慈善捐贈帶來的抵扣幫助拉低了實際繳納稅率，使得本要繳納第六檔最高稅率的第一家庭實際承擔了比第三檔稅率還低的稅負；無黨派的稅務政策中心的數據顯示，由於形形色色的各類稅收漏洞，46%的美國人當前都不繳納聯邦收入所得稅。因而在美國指責別人合理避稅，難免是五十步笑百步。

　　兩黨在稅收議題上的交火勢必延續，難以想見這場爭鬥能在大選前塵埃落定。11月大選之後或許將上演國會倉促調整稅收政策的局面，難怪乎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將今年末稱為美國的“財政懸崖”。美國定能越過這一短期懸崖，但是尚未看到美國在中長期財政懸崖前勒馬的十足誠意，畢竟制定規則者沒有直面這一問題的勇氣，也在濫用美元和美國國債作為國際安全資産避風港的紅利，打破這種死局離不開美國選民和市場的外來倒逼壓力。 (蔣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