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階層隔閡導致的“仇富”多見諸網絡，但反過來，網絡也可利用其自身優勢，充當不同階層和群體間消除隔閡的平臺。

　　美國南加州大學兩名中國留學生在一輛寶馬車內被槍殺後，國內一些網友從“寶馬”車推斷死者為“富二代”、“紈绔子弟”，認為他們是因炫富才遭到殺害，“死有餘辜”。其同學證實，兩位被殺留學生並不是“富二代”，在美留學期間生活節儉，寶馬車也只是花一萬美元買的二手車。

　　“拿雙重國籍，在中國貪，去國外享受，活該”、“熱烈慶祝，舉國同慶。在國外買得起車的，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血案發生後，類似言論在互聯網上並不鮮見，幸災樂禍的網絡“看客”們，面對同胞的不幸遇難，沒有悲天憫人，反而先入為主地貼上“富二代”標簽進行炮轟，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仇富、仇官心態委實令人心寒。

　　值得深思的是，社會為何會瀰漫這種仇富心態？甚至超越了人類起碼的生命之關懷和同胞之愛？追根溯源，背後暴露的其實是不同階層、不同群體間的心理隔閡。誠然，和窮人相比，和“農民工二代”相比，出國留學生的家庭社會地位相對較高，條件也相對優越一點。但目前就這起案件來看，所謂的“富二代”只是網民的習慣性聯想，兩學生其實是來自普通人家。而審視中國當下，出國留學者不代表一定是“富二代”，普通家庭也能創造條件送孩子出國求學；寶馬車在美國並不是大富大貴的象徵，尋常家庭也能買得起二手寶馬車。

　　然而，由於不同階層、不同群體間缺乏暢通的溝通渠道，缺乏互相交流理解的平臺，加上近些年來不時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炫富”、“貧富差距加大”等事件，使得一個群體很容易將另外一個群體標簽化，並肆意譴責、炮轟。而網絡的低門檻、開放性和快捷傳播，又恰好為其提供了一個圍觀的載體和平臺。於是，因為階層隔閡造成的階層斷裂感越來越大，一旦遇到“寶馬”等象徵著權勢與財富的代名詞，便很容易發酵成仇富的心態。

　　如何消除不同階層、群體間的隔閡，彌合階層斷裂感？一些地方曾作出了不同的嘗試，如蘭州市在2010年推出了“貧富混居”的政策，在商品房中安插廉租房，試圖加強不同階層間的溝通，消弭階層之間的不信任，避免“貧民窟”的出現。初衷雖好，但實際效果卻是“兩頭不討好”。沒有順暢的溝通渠道，社會上升通道大多被社會層次高的群體佔據，社會層次低的群體難以獲得公平的競爭機會，僅憑這種表面的“混居”，很難消除貧富不公，自然也難以填平社會鴻溝。

　　因而，在以制度公平逐步縮小貧富差距之外，尋找一個不同階層間的溝通平臺無疑很重要。“南加州槍案”發生後，兩名遇難留學生的親屬事後在網絡上第一時間回應了有關“富二代”的炮轟和質疑，並將二人的實際生活狀態告之於眾。令人欣慰的是，事件逐步回歸理性，質疑也漸漸消失。這其實也是個提醒，由階層隔閡導致的“仇富”多見諸網絡，但反過來，網絡也可以利用其自身優勢，充當不同階層、不同群體間消除隔閡的平臺。眼下，網上不同階層缺少理解、缺乏共識，只要大家敞開心扉，讓貧窮者和“富二代”都能平等交流、溝通多了，隔閡自然就能慢慢減少。（李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