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王金輝H120

　　李宇春有首歌名叫《純真年代》，歌詞裏寫，小男孩，小女孩，曾一起看天空，童年的夢，少年追的風，最好的年代，最暖的記憶……普立茲獎史上首度獲獎的女性作家艾迪絲華頓在1921年寫過一本名為《純真年代》的小説，1992年被擅長描繪紐約中下層社會生活的寫實派大導演馬丁斯科西斯改編成電影，故事背景設置在19世紀70年代，顯見的流血和衝突被隱藏在看似優雅和文質彬彬的社會禮儀之下，表面的文雅端莊之下卻是精於算計的殘忍。小説作者將那一時代稱為“純真年代”。不久前，在一套“文化中國”叢書的發佈會上，我又聽到了第三種關於“純真年代”的解釋，自一位台灣學者口中。

　　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2年出版了12冊一套“中國文化新論”叢書，網羅了96位當時台灣30歲到40歲的青年學者，以118個題目全面性的討論了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各個層面，反應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台灣年青一代對中國文化的反省與思考，這套書的出版編輯林載爵先生當年也年僅31歲。悠悠30年後，這套書被大陸引進出版，已是滿頭白髮的林載爵先生講起這套書的出版經歷，充滿感動的不僅僅是當時的一人一事，而是那個被他視作“純真年代”的台灣。

　　上世紀60年代的台灣，依舊是延續中國19世紀末以來的反傳統、批判傳統思潮，以李敖和殷海光為旗手。蔣介石到台灣後創辦了中華文藝復興委員會，因此上世紀50年代出生長大的台灣人從小接受的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傳統教育，小學時有書法課，中學時《四書》、《五經》、《論語》、《孟子》是基本教材。因此，當時的台灣人一方面對傳統充滿著反感與批判，抵制其背後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傳統文化得到了傳承延續。上世紀70年代，一批從小在台灣接受中國傳統教育後又到國外接受正規完整西方學術信念的學者陸續發表作品，提出對中國傳統、近代思想史的全新解釋，這也讓當時的台灣學術界眼前一亮。

　　1975年，林毓生教授回到台灣教書，那一年形成整個台灣思想界和大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開始希望用不同角度解釋，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台灣年輕的學生都受到這批回國學者的觀點影響，用不同的角度重新了解中國歷史文化思想，全面地做一個新的解釋，文學史、思想史各階段的研究，都處在這種旺盛熱情的氛圍裏。

　　林載爵先生説：“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上世紀80年代像我一樣的人，我們不去想推翻什麼和批判什麼，而是想著要去挖掘什麼新的東西，要去創造什麼新的解釋。所以我們對所有的年長一輩有成就的學者的作品一概認真地對待。那個年代非常珍貴，那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值得珍惜的，一個純真的年代。這樣的年代再後來就消失不見了。”

　　或許文化學術界的事情和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關係，但我還是有感於林先生所謂的“純真年代”。當今中國，也有越來越多的海歸，他們有些抱怨懷才不遇，有些抱怨讀書無用，有些抱怨沒房沒車，他們本是帶著國富民強的美好憧憬回國，本應成為各領域撥雲見霧、創造、掘新的推動者，不想卻很快被國內牢騷連天的消極氛圍所吞噬……我們真的不再需要一個“純真年代”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