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宣傳新中國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關係，推行民族區域自治，中央先後派出4支民族訪問團分赴西南、中南等地區。1950年7月，正在思考大西南民族問題的鄧小平專門邀請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副團長費孝通先生到辦公室擺談民族問題，並對費孝通先生説：“在少數民族問題上，我還是一個小學生。”

　　當前，我國民族發展的客觀實際是民族之間的非均衡發展和民族內部的非均衡發展同時存在。而在政策層面和傳統學術意義上，“民族”被當做是一個邊界清晰、認同同質、經濟社會發展一致的共同體，其弊端在於誇大了民族內部各方面的一致性，而忽視了民族內部的差異性，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一些共性。在現實社會的很多空間，尤其是多個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生態環境空間的情況下，各民族之間的差異大多只停留在一定的文化差異方面，而在經濟社會水平上則是基本一致或相似的。如果再從不同民族成員個體之間的角度進行比照，發展的非均衡性就體現得更加複雜多樣了。因此，按照抽象的、外部有差異而內部無差別的“民族”制定政策，卻按照現實的、外部有共性而內部有差別的“民族”評價政策，自然會對一項具體政策的公平性提出質疑。

　　在各民族群體和不同民族成員個體非均衡發展並存的複雜場域下，如果單純依據某種“主義”或某個國家處理民族問題成敗的模式進行爭論，其實際意義是不大的，由此産生的信服力也是有限的。因為權衡民族問題、民族政策認知差異的根本出路在於調查研究。要就某項民族政策的適用範圍和存在的問題，進行扎紮實實的調查研究，進而再提出改進的意見。能夠支撐學理層面爭辯的不是“本本”、“主義”，而是田野調查和有説服力的數據。向民族經濟社會實際求解的過程，恰恰正是了解民族政策客觀實踐環境、消解學理主觀臆測性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對自我判斷進行證實證偽的過程。

　　多民族國家建構初期的民族政策設計大多是宏觀的、原則性的，是針對民族群體的，這與當時國家政治生活所處的階段，各民族之間整體差異明顯的現實是相切合的。而隨著各民族成員的交互流動，各民族社會分層的日趨明顯，原有的民族政策精神、原則應該與社會整體的公正、公平、正義原則相交匯，並以更加具體、更加微觀、更加實際的政策體現出來，以此修正僅以民族身份為依據而忽視民族內部個體差異所産生的政策評價分歧。

　　與此同時，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在不同地區確立和實施的時間是不同的（不同地區獲得解放、完成民主改革及社會主義改造的時間不同），政策服務於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效能發揮也是不同的。這再與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發展的進度、程度相交織、疊合，就構成了現實生活中複雜、多樣的民族發展景觀。帶著關於民族問題、民族政策的認知差異，向民族發展的實際求解，就是要充分體驗我國當前民族政策實踐環境的複雜性、差異性、多樣性，進而實施政策改進和認知修正。

　　總之，面對我國當前複雜的民族發展現實，為了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發展，需要責任、情懷與智慧。辯而求真、學以致用、服務現實是從事和關注民族理論研究的同仁們當以共同堅持的原則。